从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看清代的文字狱

1从《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看清代文字狱文字狱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存在，但到了清代，文字狱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代的文字狱，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清军1644年入关，逐步建立全国统治，此前明朝的统治政权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清军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全国统治。因为清朝为满族政权，因此引起了汉族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尤其是忠于前朝的士人阶层。因此，清朝统治者对“反清复明”反应尤其强烈，对知识分子控制严密。通过文字狱对反抗其统治的士人阶层进行镇压。此外，为了维护其统治稳定，统治者也会借文字狱来实现对官僚阶层的清洗及控制。本文将通过介绍《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来看清代的文字狱。一、案件涉及主要人物胡中藻（？－1755），字翰选，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散馆授检讨。官至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鄂尔泰死后，出为陕西学政。乾隆十九年（1754年），授甘肃巡抚。鄂尔泰（1677年—1745年），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清满洲镶黄旗人。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太保。康熙十九年（1680年）出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出身。康熙末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雍正帝）心腹。雍正五年（1727年），奉命修《八旗通志》初集，凡250卷。雍正时期尝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云南积极推行改土归流，七年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巩固了西南边疆。与田文镜、李卫并称为“模范总督”。1737年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兵部尚书。雍正崩于深夜，鄂尔泰适巧为值班军机大臣，最先探视雍正遗体并安排入殓，且受遗旨与张廷玉辅政。乾隆初任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七年（1742年），谕令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纂修《国朝宫史》。乾隆十年（1745年）以病解职。同年三月乾隆亲往鄂尔泰住所视疾，加为太傅。不久病卒。胡中藻案发时他已死，入贤良祠。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谥文和，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二、鄂尔泰张廷玉党争鄂尔泰和张廷玉在乾隆初即位时，同受雍正皇帝遗诏辅政。但二人不和，两人的许多门生、下属之间经常攻讦，渐渐形成两派。后鄂尔泰去世，张廷玉亦退休回家，但两人门下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止。乾隆通过胡中藻案整治朝中的党争。三、案件经由1、搜寻胡中藻、鄂昌诗文信件证据阶段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抄》四本，乾隆曾令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蒋溥秘密查办。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妥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2翻译：“你将胡中藻担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和跟别人唱和的诗文以及其他的一些恶迹严密查处马上奏禀，稍有姑息小心你的身家性命，查处以后马上密封并派遣稳妥的人经驿站送到北京，谨慎保密”。名词解释驰驿：驾乘驿马疾行。《魏书·邢峦传》：“司徒崔浩对曰：‘颖卧疾在家。’世祖遣太医驰驛就疗。”唐高适《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诗：“北雁送驰驛，南人思饮冰。”清林则徐《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驛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卫哲治接到皇帝密谕后，马上办理。“臣即遵旨严密确查胡中藻于乾隆十三年二月到广西学政任十四年七月卸事回京”“谨查出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并任陕西学政时所刻诗文，一并上呈圣览”。（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2]翻译：“我遵旨严密查明胡中藻在乾隆十三年二月到十四年七月期间在广西任学政时的试题和唱和诗36首各抄录一本，还有他任陕西学政时所刻的诗文一本，密封后差专人呈上”。与此同时，乾隆又命另一路人马——协理陕甘总督刘统勋，前往甘肃巡抚鄂昌处查处。“刘统勋，汝亲往鄂昌衙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驰驿送来。鄂昌此时尚在安西，若已回省，汝即传旨与彼，令‘我但查汝字迹无误，汝照书办理侯旨。’鄂昌若未回省，汝查伊字迹中若实有诽谤可恶情节，则汝一面奏闻一面前往安西传旨，令彼离任，查其随身所带字迹无误，汝亦暂为监管侯旨。不可稍瞻徇，不可预露风声”（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二）[3]翻译：刘统勋，你前往鄂昌的衙署中把他与胡中藻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由驿站送来。鄂昌这时候在安西，如果已经回来你就传旨给他：‘我只要查到字迹无误，你就照诏书办理等候旨意。’如果他还没有回去你就查他的书信中有没有诽谤朝政等可恶的情节，真的有的话，你一面禀奏，一面到安西传旨让他离任搜查他随身的书信，你也暂时保管，不能犹豫，不能向外透露风声。刘统勋接旨后马上办理。“臣当日将肃州军需事件料理停妥，遂于初三日即驰驿兼程前赴兰州到彼处严搜。断不敢稍露风声又不敢稍存瞻徇。所有臣钦遵谕旨赴兰查办缘由。”（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4]翻译：我将肃州的军需事件料理停当，马上日夜兼程到兰州他的府衙严搜，不敢犹豫，不敢向外透露一点风声。由此可见，胡中藻案完完全全是皇帝自己发动的，他密令地方大臣搜寻胡中藻、鄂昌的诗文信件，并且严令不能走漏风声。从而使涉案的两人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2、舆论准备阶段为让百官看清楚自己查办此案的决心，乾隆先把为《坚磨生诗抄》作序并资助刊刻的张泰来严加查究，从而让百官看清形势。“张泰来提督学政时，为之作序编次刊刻”“张泰来由编修擢至侍郎，在内廷行走，见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转为之刊刻传播，实乃丧心之尤。”“不重治其罪，无以正人心而申宪典。所有诗集四本著一并发交王大臣等逐条研讯，3凡奏闻朕回京时俟胡中藻拿到另有谕旨”。“张泰来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问”[5]翻译：张泰来督办学政时曾为《坚磨生诗抄》作序。张泰来由编修升迁至礼部侍郎在内廷行走，看到这种悖逆的作品不知道痛心疾首反而为他刊刻传播，实在是丧失心智。不重重地治胡中藻的罪不能正人心申明法典，把所有诗集四本一起交给王公大臣等逐条研究，等到我回京的时候等到胡中藻拿到以后另外有旨意。张泰来革职交给刑部。胡中藻鄂昌拿解到京交给大学士等人审问。在做好了这一系列的准备以后，乾隆于三月十三日召集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面谕。他指责胡中藻“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谕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实非人类中所应有”。[6]胡中藻的“悖逆之词”连篇累牍，比雍正朝的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人还要多。接着他从《坚磨生诗抄》中摘出一些诗句，逐句进行指责。“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峰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7]乾隆认为：“一世无日月”是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被认为是诅咒清朝将为新的朝代所代替；“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把浊字有意加到清的国号之上，对国家进行攻击。乾隆除了摘取胡中藻诗中一些疑似的字句，句句挑剔，认为是诋毁皇帝大清国以外，还认为他在任学政时所出的一些试题也是存心诋毁，如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以“乾三爻不象龙说”作为试题。乾隆认为“乾隆”是他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试题中所含的“乾不象龙”显然是对他的讥讽诋毁。此外，“兽不可同群”“狗彘食人食”等试题。也都认为意有所指，别有用心。“胡中藻悖逆讥讪已遣专员提携来京审讯。家属人口俱有应得之罪。著该抚提至省城监禁，并所有资产逐一查抄，毋得遗漏隐匿寄顿。”[8]将胡中藻的罪名定下基调的同时，胡中藻也被押解到北京，他的家属也无一幸免，资产也被查处。鄂昌的诗文也被搜出，鄂昌被刘统勋押往北京。由于胡中藻是以言获罪，因此对他的审问没有经过县府等基层审判机关，而是直接将其押到北京，听候发落，他的罪名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不需要犯人的口供，诗文中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了。3、交由廷臣审议定罪阶段“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疏，称‘胡中藻背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嫡属男十六岁以上者皆斩立决。张泰来明知该犯诗抄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罪斩立决。其余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拿解到日另议。”[9]乾隆在罗列了一系列“叛逆”罪状后，下令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共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廷臣们秉承乾隆的旨意，将胡中藻按“大逆罪”拟以“凌迟处死”，嫡属“男16岁以上皆斩立决”。“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时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误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10]乾隆在接到廷臣的批判后又假惺惺地说：“我从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语4言文字判人罪，只是胡中藻所刻的《坚磨生诗抄》内连篇累牍都是诽谤讪毁之词，才不得不施以重刑，来警告那些顽劣之徒”。乾隆想要借胡中藻案整治党争，但又不想给人留下自己以言论罪人的话柄。四、最终涉案人员命运“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11]胡中藻判处斩首以警戒后人。同时由于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受到鄂尔泰赏识，但存门户之见，参与朋党，做出大逆之事，鄂尔泰难辞其咎。鄂尔泰此时已死，被撤出贤良祠，不准配享太庙。还牵连到了张廷玉，但考虑到雍正已有遗诏，照准张廷玉配享太庙。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乾隆告诫百官不可各存意见，有朋党之争。而张泰来本就是一无辜之人，处决主犯之后，宽恕了他，仍令他在上书房效力。“张泰来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资刊刻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让。张泰来著从宽免其罪，即行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12]胡中藻被关在省城的家属都免于连坐，家产留一百金给其母养老其余充公。至此除了鄂昌之外，胡中藻案已经审结。那么，鄂昌最后又是什么命运呢？鄂昌由于与胡中藻唱和，已经是再犯，加上他在书札中写的诗表露出了“怨望”，其第鄂容安从军，他又大发牢骚，被认为满洲败类。同时查出他与史怡直之间有“请托”，数罪并罚，考虑到他“毫无隠讳，致朕得明正官常，有此一节，著从寛赐令自尽。”[13]五、胡中藻案后采取的措施：“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等舞弄笔舌之事所关于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一世炯戒。”[14]胡中藻历任翰林、内阁学士、学政等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在他的诗集中摘出来一些疑似的句子进行挑剔，硬给定上有意诋毁的大逆之罪，乾隆也自觉难服人心，因此害怕胡中藻正法之后有人为他出言不平，他认为这关乎世道人心。因为胡中藻为江西人，就特命江西巡抚“不可不严密访拿，以示炯戒”。这样，在做了一番防范之后，这一事件才算结束。六、胡中藻案意义康熙年间的文字狱，统治者蓄意制造者很少。雍正朝文网甚密，文字狱大有“莫须有”之势，至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则非“莫须有”不成文字狱。康熙朝，满清统治未稳，借文字狱维护统治。雍正朝，皇帝借文字狱打击昔日争位政敌，加强自身权威。而在此案中，乾隆借胡中藻案打击朝中朋党，目标直指前朝重臣，同时告诫朝中百官不可党争，应公忠体国。可见，此时文字狱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改变，受到镇压的人由初期的汉族士大夫转变成在朝为官者。不能不说，这种政策使得为官者人人自危，害怕以言获罪，即便在私人日记信件中也谨小慎微更不敢稍露对朝廷的不满和怨望。资料来源：5[1]参阅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四十九页[2]《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四十九页[3]《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页[4]《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页[5]《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一页[6]《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二页[7]《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二页[8]《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五十六页[9]《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八十八页[10]《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八十八页[11]《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八十九页[12]《清代文字狱档》正文第八十九、九十页[13]《东华绩录（乾隆朝）》乾隆四十一卷858页王先谦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