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教案-人教课标版新教案

《日知录》三则教学目标、学习《日知录》三则，理解文中的重点词语及句子的含义。、学习《日知录》三则，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述贵独创”等思想。教学过程一、引入课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名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话谁说的？（梁启超）出自哪部著作？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末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将顾炎武这段话，归纳成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君与臣统治阶层的事，国对他们而言，代表着君臣权力与地位，以及对财富分配的规则。保天下，保的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权力，以及民族文化伦理的延续，那是民族中每一个布衣匹夫的权力和责任。《日知录》是顾炎武从青年时代开始积累资料，花了多年心血完成的读书笔记。集中反映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伟大的作品，去领略其中的真味二、作家作品：、作者简介：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年），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就在这年的五月，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小镇。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兄弟五人，炎武排行老二。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别人。顾炎武从小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嗣父早卒，嗣母王氏受过良好教育，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顾炎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在青少年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名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在苏州、昆山参加了抗清斗争。昆山城陷，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汝无为异国臣子，”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表现在：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公元年，顾炎武原配在昆山病故，他在悼念妻子的诗中写道：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他漂泊北方年，最终客死异乡。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日知录》简介：《日知录》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月内忘不了自己学的东西算的上好学的人。如潘耒写道：“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他是个给他的当代以及后代留下了多方面深刻影响的人，他的书也是如此，不仅是为了当代，而且为了千秋万代的利益。、《日知录》和顾炎武的思想主张：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经世致用思想源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曾深有感慨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恰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在孔子看来，学以致用是最重要的，如果诵读诗经，却不会处理政务，不会开展外交活动，那么，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宋代后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想，始于二程（程颢程颐），他们发挥了孔子的论述，主张“穷经，将以致用”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又称经世致用之学。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因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提倡，蔚为大观，这些学者有感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深切意识到徒讲义里的书生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因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三、研读课文诵读课文：分组朗读竞赛：（四）感悟课文：、《文须有益于天下》翻译：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内容小结：益损明道纪政察民道善怪力乱神无稽剿袭谀佞正反论证在这段文字里，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文人，他讲“天下”，讲“将来”，不为剥削阶层立论，而为天下后世立论。他说而阐明为政理论的文章，记录记录为政事迹的报导，反映民间不得上达的隐情的资料，以及引导人向上、而不是引导人堕落的文章，都是不可断绝的而“怪力乱神”的事，没有根据的资料，抄袭别人的观点，和阿谀奉承的文章，这四类文章于人无益，于己有害。这种文章，越少越好。①简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②文章怎样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中心论点的？作者从四个方面列举无益之文弊端。有益之文：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无益之文：“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乱，指悖乱之事，如臣弑君、子弑父之类；神，指鬼神之事。顾炎武首先把写“怪、力、乱、神”之事的文章斥为“无益”，表明了他正统的儒家思想。“剿袭”之事。他鄙弃抄袭古书，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指出时人著书，为了博得名声，请人写序多至两序、三序甚至四序，由此，顾炎武模仿孔子的口吻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作用正反对比论证正确错误分明，是非曲直明确，给人印象深刻小结《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著书之难翻译：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在这一段里，顾炎武讲的是著作的价值和永久性问题。他说，先秦诸子之书，多能各具价值，各垂永久，那是因为这诸子都能独立思考自成体系的原故。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就是综合别人的，虽名曰《子》，但已经历了变化。司马光、马端临都是竭尽平生精力去写成《通鉴》和《通考》的，故而这两部书是不可无、垂永久的著作。虽小有失误，亦不害大事。那什么样的著作才是有永久性的呢？是过去的人不曾说过、不曾涉及到、而将来的人又不可缺少的内容，才可以流传下来。而顾炎武本人毕生著书，正是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他提出的这个标准是两条，一条是前人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想到要做，一条是后人需要这样一本书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的原因：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古人著述，富独创性的，为“著”，因袭多的，则“撰”，泾渭分明。而今的有些人，又哪里管顾那许多？日前，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打起了抄袭官司。这年头，抄袭很常见，抄袭官司比比皆是，但像这样国内两大权威出版社的领军人物因抄袭而对簿公堂，其“规格”之高却堪称前无古人。李树喜称被告黄书元所著《察贤辩才》一书一共万字，其中万字均来自自己所著《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抄袭量占。如果《察贤辩才》一书的抄袭量属实，肯定无法像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抄袭事件那样，用“过度引用”来解释了。《察贤辩才》一书素材来源于《国史镜鉴》一书，李树喜也参与了《国史镜鉴》的编写，最后证明：《国史镜鉴》、《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察贤辩才》三本书的素材基本相同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同样的素材、相似的内容，为何却要反复出书？尤其《察贤辩才》还是所谓“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文化读本”，着实是令人大跌眼镜，这种“新瓶装旧酒”是否也属于当前出版领域的“潜规则”之一？如果不是两位社长对簿公堂，普通读者谁能想象得出竟然还有这样出书的！现在出版领域抄风日盛，越来越多有身份、有地位甚至“德高望重”的人物卷入其中。看来我们该考虑专门制定《反抄袭法》来严打某些“潜规则”的时候了吗！这标准是太高了，如果每个作者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写书，书店里的那些货架也就摆不满了。顾炎武说的是传世之作的标准，做不到这一点就难得流传下去。如果作者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弄点稿费，上个职称评个奖项，不过让它起个敲门砖的作用，并无意于经营他的名山事业，但求速成，不怕速朽。顾炎武提出的标准当然用不上了。小结《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文人之多翻译：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文人之多》表明了作者的什么观点？作者认为，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什么？（用原文作答）要做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就应该识经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要经世致用。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识经术，通古今”。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