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的意义与限度-最新文档

先锋文学的意义与限度一、格非早期的创作80年代被定位为“新时期”，此后时代主题大变，社会为之一新，文学范式亦随之而变，“先锋文学”感时代新风，应运而生。“先锋文学”提供了一套新的叙述方式和新的美学规范，是对“旧”文学范式的革命，它在文学范围内批判了“旧时代”的文学，趁此大潮也崛起了一些作家，格非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等因为写作方面的特点，别立新宗，发表不久即与其他文学思潮区别开来。《遣忆乌攸先生》内容平平，但构思巧妙，小说见长者以此。小说通过调查乌攸先生事件，显示出了乌攸先生其人其事，“人们的记忆通过这三个外乡人的介入而被唤醒”。乌攸先生似乎是右派，受冤屈而死，但小说又无确切交代，背景虚化，故事无头尾终始。整篇小说沉浸在似有若无的氛围之中，一如主人公之名乌攸（乌有）先生，鲜有斩钉截铁地叙述与立场鲜明的判断。《追忆乌攸先生》可谓以先锋文学的写法写了伤痕文学的内容，但小说并无对“文革”声泪俱下地控诉，情感是轻淡的，另外“追忆”的写作方式与伤痕文学等亦有着明显不同。其时，格非虽无独特的创作主题，但他通过写法的不同与知青作家显示了区别。《迷舟》叙述历史，小说写北伐之前孙传芳部下萧奉命侦察地形，期间消失七日，最后为部下所杀。《迷舟》对于一些细节问题不厌其烦，于关键处却惜墨如金，不知道萧到底是去榆关送情报还是会情人。因为不着一字，故令人无限遐想。这篇小说信息量很大，几对矛盾关系拧成了一股绳，有敌我矛盾（孙传芳部与北伐军）、家庭矛盾（父子、兄弟、母子）、情人之间矛盾（萧、杏、三顺），三对矛盾恍兮惚兮，似乎皆是造成萧被害的真正原因，但似乎又都不是。“叙事空缺”使得这篇小说扑朔迷离，真相隐而不见，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恐惧不安的氛围。格非在小说中设下悬念，舟既已迷，读者期待解开谜底，但皆落空。《迷舟》的特殊之处并不在内容，而在于写法和由于写法所带来的压抑甚至恐怖的氛围。《褐色鸟群》故事中复有故事，主人公格非（典型的博尔赫斯手法）对着棋讲述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这部小说充满着不确定性，情节模棱两可，有立必破，有阖必开，一切未知。不知道格非是棋的梦，还是棋是格非的梦，不知道格非讲的故事中的格非和女人是不是也是梦；不知道格非是精神病患者，还是棋是精神病患者；不知道是对话，还是独白。《褐色鸟群》发表之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为此开了一次讨论会，批评家们议论纷纷，有持性诱惑说，有持呓语说，有持梦境说等。或许，格非也未必知道要说什么，他只是在炫先锋文学之技。《褐色鸟群》只是一篇关于形式本身的作品，对这部小说而言，内容是形式，而形式才是真正的内容。但是，格非设置了太多叙述圈套，或许他自己也陷入了叙事圈套之中，为形式而形式，伤害了内容。二、逐渐兼容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取得了大胜利，逐渐成为文坛主流，对新一代作家和写作范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时代悄然变化，新的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新左派、自由主义等崛起即是对此的反应。然而文学似乎对于社会的变化麻木不仁，―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作家依然心心念念于先锋实验，罔顾现实，只重内在感受和技巧实验。彼时，先锋文学逐渐程式化，先锋作家固执于先锋文学的几项基本原则，非但生机已失，且逐渐令人生厌。一些先锋作家意识到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不同，意识到先锋文学之弊端，于是转向，或放弃先锋文学写作，譬如余华等，或试图以先锋文学书写新的时代问题，典型者莫若格非。其《相遇》《欲望的旗帜》等是代表性的作品，两部小说亦可谓先锋文学，但先锋性已不再是其唯一追求，且先锋性可与小说主题兼容，二者相得益彰。《相遇》以西藏为主题，先锋文学对于西藏主题颇为青睐，譬如马原、阿来、宁肯等都有关于西藏的重要作品。想象中，西藏神秘兮兮，纯任天然，与先锋文学气质接近，故先锋文学往往喜欢借气于此。《相遇》虽是历史叙述，但史实非其重心，其意另有寓焉；《相遇》表面上讲关于西藏的故事，但格非藉而言它。格非将小说命名为“相遇”，意在突出不同文化“相遇”后的冲突与融合。小说写了四个方面的关系：荣赫鹏，英国上校，率军入侵西藏者；约翰?纽曼，在西藏传教的苏格兰传教士；扎什伦布寺的大主持，西藏方面代表；何文钦，中国驻藏官员，清政府的代表。四方相遇，彼此各有立场，各怀心事，亦未必明白时势，四方在理论上辩论，在军事发生冲突，在文化和宗教观念上彼此触动，格非以小说的方式写出了“相遇”后相摩相荡的过程。《欲望的旗帜》非常巧妙地从一次学术会议讲起，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各自带着自身和所在高校的消息，故可一会而知学界整体。这个高端哲学学术会议一波三折，先是会长贾兰坡教授自杀，后是会议赞助者被捕，之后则是宋子衿陷入疯狂。“会”本意是“以文会友”，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在促进研究，然而《欲望的旗帜》中的“会”乌烟瘴气，是一丘之貉之会。《欲望的旗帜》中教授们学术平平，学术只为稻粱谋而已；教授们欲望泛滥，不知节制，但又经济困顿，欲望强烈而不得满足，于是精神陷入困顿，日趋绝望。高校乃小社会，高校尚如此，社会可想而知；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品行低劣如此，整个社会可知。《欲望的旗帜》依然运用了大量的先锋手法，整部小说显得压抑、混乱，甚至恐怖。高校混乱不堪，教授在生活中被欲望驱动，一片阴暗。正因此，格非先锋文学的写作手法与颓丧的高校氛围相得益彰，《欲望的旗帜》拥有了极强的批判力量。三、先锋性退却“江南三部曲”乃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可谓格非的代表作，可以见出其视野、志向和写作特点。“江南三部曲”从晚清写起，一直到当下。《人面桃花》写清末、民国时期，《山河入梦》写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末，《人面桃花》从70年代末写到当下。格非未执着于一时一地，其视野之广阔，在当代作家中少见。“江南三部曲”时间跨度虽长，但有一贯之道，他要以小说把握这一百多年的变化主调。三部小说人物走马灯变，但人物所在地花家舍不变。格非并非要发言物是人非之慨叹，而是要通过花家舍之变，反思“革命”。花家舍，顾名思义乃指遍地有花之舍，颇似桃花源。近代以来的“革命”固然是政争，建国方略亦有不同，但希望实现大同社会则异曲而同工。革命者也是实验者，中国是实验室，但凡为实验，即有成功与失败。格非持失败说，“江南三部曲”就是描绘大同实践失败之书，也是反思大同实践何以失败之书。“江南三部曲”采用了解构革命+恋爱的模式，每部作品反思大同实践是主线，但也贯穿着情感线索，且亦篇幅繁巨。解构革命与恋爱缝合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在小说中，解构革命是格非深思熟虑之处，但“江南三部曲”毕竟是小说，需稀释注水，增加看点泪点，恋爱叙事或承担类似功能。《人面桃花》典出崔护诗《题都城南庄》，格非虽有取于崔护，但已另赋新意。崔秀米出身官宦人家，生活富足平静，家居环境保守封闭。忽一日其父离家出走，表哥张季元来到，崔秀米平静的生活遂被打破。她受到表哥日记的鼓动，精神亢奋。小说写道：“她差不多花了三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日记。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她的心就像一片树叶被河中的激流裹挟而去，一会儿冲上波峰，一会儿又沉入河底。她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她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无法入眠。”精神受到某学说洗礼，闻其风而悦之，容易陷入狂喜状态。但若无不断反思与进步，一旦将其思想付诸实践，或将害人害己。此后，崔秀米虽然依旧是崔秀米，但已成新人，其命运也由此改变。崔秀米因缘际会，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发愿建设大同社会，并在家乡实行，但归于失败，陷入精神危机，其人被视为危险分子，遭受杀戮。《人面桃花》中涉及两次大同实践。一是普济，主事者崔秀米。小说假人物之口道出其理想和模式，也暗示了缺陷与问题：“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众人非君子，皆望少予多取，都喜居上而恶居下；虽然受过教育，甚至满街走的都是大学生，但君子难得。故人世间绝对平等岂可行通？大同实践岂可遽成耶？果然，崔秀米团体骨干因私利退出，她亦备受打击，精神困顿。二是花家舍，主事者王观澄。他说：“我在这里苦心孤诣，已近二十年，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r，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这是一幅迷人的桃花源景象，引历代野心家欲因而用之，引历朝读书人无限羡慕，引多少民众生死以之。古今大同实践多矣，然而迄今为何小康尚不多见，遑论大同？盖因人毕竟是人，而不是天使。部分政治人物于此熟视无睹，自以为替天行道，妄动之，无故生出困厄。王观澄的设计、经营轻易土崩瓦解，花家舍逐渐蜕变为土匪窝，之后兄弟火并，主事者死亡，花家舍渐成废墟瓦砾。反思大同实践是《人面桃花》主旨，但小说为求丰富好看，亦贯穿了其他线索，譬如情爱等。譬如，张季元日记中有大量性幻想，如此写来或可能性解构革命，但落入俗套，也不能切中肯綮。乍看《山河入梦》，或以为是“伤痕文学”调调的小说，但再读而觉非也。格非不是控诉万恶的时代，也不是控诉对人之迫害，这亦是一部关于大同归于失败之书。故事发生于五六十年代，人间已换，主人公谭功达是崔秀米之子，为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子承母业，主政时希望把梅城建设为社会主义桃花源。他经之营之，造大坝，建运河，兴公社，但为者败之，事故不断，民力为竭，民怨沸腾。谭功达的努力失败，他亦遭人暗算，职务被解除，之后锒铛入狱，死于其中。如何评价谭功达，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关涉如何评价彼时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格非对其人态度暧昧，贬者有之，然掺杂着同情；褒者有之，但也暗含批评。谭功达在小说中似为正面人物，其人虽“花痴”，但为人正派，有理想，工作努力，之后遭奸人陷害，娶妻非人，身败名裂，终被迫害致死。格非似乎隐藏了其观点，谭功达的大同实践陈义太高、不接地气，兴师动众、不得人心，终于失败。其人入狱身戮虽曰外力，实则咎由自取。小说中提及一信“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焦瘁殆尽。”此信对谭功达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语语中的。小说家塑造各种人物，为避时讳，其观点可隐藏于边边角角的人物之中，藉他们之口道出。格非对于谭功达的态度是否因为现实原因不便公开表达，而将之隐藏于信中呢？《山河入梦》亦提及花家舍，那里似乎已建成桃花源。此时的花家舍或有寓意，代表着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但是格非笔下的花家舍美则美矣，富庶则富庶矣，但缺乏自由，一切都在郭从年的监控之下。恰是在花家舍，姚佩佩因写信给谭功达而落网，谭功达也因包庇罪入狱。此时的花家舍让人想起奥威尔的《1984》，郭从年好似“老大哥”，他无处不在，统摄一切，威慑众人。《山河入梦》写县委同人关系与官场小说近之，部分人见风使舵、虚与委蛇、老谋深算。同时，小说也贯穿了感情线索，谭功达喜欢姚佩佩，却阴差阳错，与其失之交臂。姚佩佩内心纯洁，深爱谭功达，但造物弄人，她沦为杀人犯，一路逃亡，终被擒获处死。这条线索所占比重甚大，然而只是为了增强小说可读性，无甚深意。《春尽江南》从八十年代写到当前，试图把握这段历史的变化及现状。忧伤气息贯穿小说始终，恰如书名：春已尽矣，难免感伤。小说主要人物是诗人谭端午，他是谭功达之子，崔秀米之孙，是略有影响的诗人。他本应在上海，然而经历了某事件和个人恩怨之后，意气风发的谭端午自我放逐，颓然返乡，精神萎靡然有洁癖，怀愤慨之心但一无是处，成为可笑的落伍者和失败者。与此同时，时代巨变，一批“当代英雄”正在崛起，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弄潮儿，与谭端午恰成鲜明对比。花家舍在小说中又见，然而面貌迥异。花家舍的大同实践早已灰飞烟灭，昔年遗迹一扫而空，已然成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花家舍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