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与欧洲理想

第14讲中国制度与欧洲的社会理想2007-06-06•一、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1．开明专制君主–2．监察系统–3．法律系统–4．科举选拔制度–5．哲学家政府•二、中国知识与英国的党派斗争•三、中国政治原则与法国的社会改革者–1．新君主主义者的理想与中国制度–2．重农学派与中国的自然法–3．法国政治改革理想对欧洲各地的影响•四、中国文学作品的道德意义•五、中国旧制度与欧洲新理想的反差–1．英国人对中国的现实评价–2．法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评1．开明专制君主基尔谢《中国图志》顺治18岁像据汤若望报告•17世纪前半叶的耶稣会士发现中国皇帝被当作神一样敬拜，并出于其宗教责任感而对此表示担忧•清初来华欧洲使团的报告中屡有对清朝皇帝的赞誉•17世纪后半叶起，耶稣会士着重描述清初几位皇帝是贤德之君和世人楷模•汤若望描绘顺治，聪明、好学、具宗教宽容胸怀•白晋对康熙的颂扬•杜赫德的总结：“拥有最高程度的治国之道，他本人身上汇集了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质。他的风度举止，他的体形，他泰然自若的种种特征，某种高贵气息，再加上温和仁慈的性情，使人刚一见到他就不由得产生出爱戴敬重之情，从一开始就向人表明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白晋书中的康熙像•传教士大事颂扬清朝皇帝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们在皇恩沐浴下寄身宫廷，并寄希望通过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来迅速劝化中国。–其二，就法国耶稣会士而言，他们享受法国政府的津贴，需要报告一些吸引法国政府注意力的内容以争取法国政府更多的支持——以康熙的荣耀来映衬“太阳王”的光辉，以中国集权君主制的成功来证明法国集权君主制的英明。李明书中的中国小王子•耶稣会士肯定中国是君主专制，因为没有世袭贵族与皇帝分享权力，但他们也觉察到文官系统对这一权力的制约•皇帝权力受限反应出文官行政系统的重要性：–皇帝虽有绝对和无限权力，但中国的法律防止皇帝滥用权力，并要求他从公众利益和维护个人名誉出发而慎用权力。–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并具有道德约束力–每位官员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来劝谏他–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要被写入史书，足以使每位顾及名誉的皇帝考虑自己的行为。•文官行政系统中令耶稣会士印象深刻的是监察系统、法律（审判）体系和科举选拔制度2．监察系统•利玛窦介绍，监察官分为科吏（给事中）和道吏（监察御史），他们都是谨慎可靠、忠君爱国的哲学家，是公众良知的捍卫者，负责监察并向皇帝报告各地的违法事件。•曾德昭说科吏和道吏的职责是注意国政的失误和动乱，并向皇帝指出他的过失，也揭露官员们的不当行为。他亦指出监察官常常缺乏公道。•安文思详论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监察御史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官员都只有七品官衔而位低权重。•17世纪后半叶的耶稣会士对清朝监察系统的描述接近前辈同僚对明代监察系统的描述。李明补充，满人入关以后排挤了中国原有的监察官，不过都察功能至少部分地被康熙的亲自出巡所取代。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中国官吏3．法律系统官吏接受诉状17世纪西班牙版画•中国的法律系统包含在文官行政系统中，地方行政官员通常也是起诉人、法官、陪审团，上级行政长官则充任上诉法庭。•17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基本法律意见不一：–龙华民认为中国有良好的法律和政府–庞迪我和利玛窦注意到中国没有成文法典，判案严重依赖官员们的个人智慧。–曾德昭说中国法律体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记载于五经中的古老的风俗和仪式，一是据以审判案件的国家律法，这些都是以儒家教导的五德及从五德衍生出的五伦为基础。古代中国人在儒家道德的指导下生活，法律很少但众人奉守。后世法律日繁，新的王侯总要修改或增加法律，但仍以古法为依据。•耶稣会士对中国审判体系评价各异，有人认为中国的审判很残暴，有人认为很散漫。•对一些审判细节认识一致：绝大多数官员不愿定死刑，以免影响名声和仕途；刑杖在中国很常见，法庭、家庭、学堂都使用，犯人常常死于刑杖。曾德昭因此说：“中国人如没有竹子，那就是他们用来打人的棍子，他们就不能进行统治。”•曾德昭谈到中国监狱比欧洲的监狱宽敞，但勒索成风。•安文思还及时反映出清初法律改革的一些内容，如明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分权制约，清朝时刑部权重。达贝尔书中的官吏审判达·克鲁兹书中的官吏审判4．科举选拔制度•1588年耶稣会士马菲《16世纪印度史》第六册对中国科举制大施笔墨•1590年澳门刊印《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范礼安西班牙文著，孟三德译为拉丁文)，对科举制有详细和准确的描述，并以十分推崇的口吻说：“中国的行政管理，就其主体而言，与自然本能相合，权力交由那些熟谙学问的用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执掌，而不是交给鲁莽和缺乏技巧的人。”•17世纪上半叶的介绍主要来自利玛窦和曾德昭，将秀才、举人、进士分别对应于欧洲的学士、硕士和博士。除去几类特殊职业的人，普通百姓均可投考学位。介绍岁考、科考与乡试、会试、殿试诸级别及有关考试内容。•称赞科举制带来官位不世袭，并促使年轻人勤奋学习范礼安、孟三德《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以上各方面反映出文官系统是中国制度的基础，欧洲观察家由此认为，中国是一个由西方人称为哲学家的文人学者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的国家。–基尔谢认为，中国是以柏拉图式的方式由学者统治的政府，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中国是一个快乐的王国，中国的国王能够以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行事或至少允许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并指导国王。•中国这一哲学家政府的某些实践也获得耶稣会士的普遍景仰，如回避法和三年任职法•早期耶稣会士对中国制度不乏批判性，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则加大对中国政治理想状态的描写力度。原因：–渲染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是耶稣会士论证儒家伦理优越性的一个手段–欧洲知识界自17世纪末开始，关心中国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内容甚于宗教内容，耶稣会士觉察到这种变化后有意迎合，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同情与支持。5.哲学家政府——总评•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大多为耶稣会士刻画的中国理想政治模式着迷，这些描述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英国人早从17世纪前期开始就经常借助中国来指摘时弊。–1621年伯顿（RobertBurton）出版《忧郁症的解剖》，三十多处提到中国，但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对比中讽刺英国。如中国人勤奋，而英国虽也有人力、物力、财力，但可惜并不勤奋，因此落在人家后面。中国人通过科举考试选贤任能，英国的贵族却不务正业。–首要意图是讽谏本国，难免将作为对比对象的中国加以正面的夸大或反面的夸大，这成为后来同类作品的基本手法。1730-1740年代“辉格党”和“在野党”党争中的中国•巴杰尔（EustaceBudgell）的《蜜蜂》报一再谈论中国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优于一切国家之上，攻击在朝“辉格党”专任独断和禁止新闻自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Chesterfield）1730年代办了许多小型报刊表现党派争吵，一篇关于中国人抠耳朵呵痒的文章意在讽刺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Walpole）身后的逢迎之人•《工匠报》称赞中国谏议制度，并提出这种制度值得在英国推行•1740年《一篇非正式的论文，是由读了杜赫德的〈中国通志〉所引起的，随时可读，除了这个1740年》，借中国来讽刺英国现政权，把英国的消费税、言论垄断等弊政都算作中国的制度描写出来。•1741年左右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Hatchett）据《中华帝国全志》中《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改编一出《中国孤儿》，以首相弄权、朝政腐败为主题，概括反映了沃尔波尔时期的政治。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时期的中国形象•1759年4月，英国演员和谐剧作家阿瑟·谋飞（ArthurMurphy）又改编一个《中国孤儿》剧本，中国抵抗鞑靼侵略的故事，表现残暴的侵略者和向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人物。在七年战争时期的英国有现实政治意义，被认为是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作品，上演后获得很大成功。•何瑞思·沃尔波尔（HoraceWalpole）撰《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借中国旅欧哲学家之口大谈英国因为三个党派斗争而使内阁长期空置的怪现状。英王乔治三世•何瑞思·沃尔波尔信札体例最著名的模仿者是哥德斯密的《中国人信札》。1760年1月12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1762年结集出版，共123封信。•哥德斯密的这些信札旨在讽刺现实、批评社会，想运用理想化的中国事物——如开明统治、幸福生活、奖善罚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来衬托英国的生活细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等，有时还联系到整个欧洲社会，并发表感想和评论•哥德斯密利用自己理想的制度蓝图来抨击现状的做法是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这幅制度蓝图有一部分受启于耶稣会士的描绘，有一部分来自作者本身的设想。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扮演一个可以承载他们的政治理想的真实而又遥远的国度，这对于抨击本国现状的政论家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也比较有说服力的做法。哥德斯密1．新君主主义者的理想与中国制度•17世纪的法国成功地建立起君主中央集权制度，消灭了城市的自由，镇压了封建骑士阶级并使教会国家化，政治上的统一有助于法国在各方面迅速发展，很快成为欧洲强国。•18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所积累的财富已因为他的连年战争而耗尽，继位的路易十五继续卷入对外战争并一再失利。对外战争的失败严重消耗了法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有财富但没有地位的资产阶级损失最大，更激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法国财政总监柯尔伯向路易十四介绍皇家科学院成员•18世纪法国兴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提倡改革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者和新君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包括所有相信人民主权和议会制度的人，向往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以英国议会制度的胜利和罗马的传统为论据。•新君主主义者是一些希望扫除贵族及教士特权、却不相信议会制和民主的人，鼓吹“开明专制主义”。不认为路易十四传下来的政治原则错误，怀疑国家的苦难是由错误使用这些专制原则造成的，因此只需加以适当改良。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改良的范例和根据。路易十四•1688年，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文编译者贝尼埃（FrançoisBernier）着意将此书中中国伦理与政治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将法文本定名为《国王们的科学》，意图为法国提供一个反映专制主义原则实际成果的例子。贝尼埃式的对中国伦理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成为关心政治的法国人理解中国的出发点。–他认为，中国的伦理是一种真正的政治伦理，是国王们的学问，中国的政治原则与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原则一致，并由此产生一种合理化政治，这种政治就是深合他口味的富有感情的专制主义。–中国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是以武力而是由说服、表率和仁爱实现的，符合贝尼埃的理想——好的政府是拥有绝对权力同时又能对国王的专断加以限制的专制主义。《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孔子像新君主主义者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法国新教徒米松（MaximilienMisson）以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为背景，撰历险故事《勒加历险记》，通过对比儒家伦理治理下的幸福社会和欧洲社会来抨击后者。•1729年，西卢埃特（Silhouette）从各种耶稣会士的作品中辑录出有关中国伦理与政治的内容，编《中国人的政府和伦理的基本思想》，称赞中国人的伦理是理智主义的，从中获得的道德准则能够使人成为圣贤，这种伦理科学是作为指导原则的基础性科学。•伏尔泰理想中的政府必须既是专制集权的，同时又是依据宪法行事的，他强调集权不等于独裁。他发现耶稣会士描述的中国政府恰恰符合他的理想，因此在《风俗论》中大力称赞中国政府，并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详细阐发孔子的道德和中国的法律合二为一的特点以及这是中国有良好政治制度的根源。伏尔泰•卢梭曾在《论政治经济学》中颂扬中国的行政和司法，比如中国政府对民意的绝对重视和重农政策，因为中国这方面的政治行为符合他的政治理想。•狄德罗曾一度赞赏家长制下的政治制度，并因此称赞奉行这种制度的中国政府有着罕见的稳定性。•爱尔维修赞美中国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并希望将其运用于法国实践。•旅行家普瓦维尔曾于1769年在《哲学家游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