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

尹县长■（台湾）陈若曦著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还是个小毛头。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气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省城来，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胜古迹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呆在西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条，但此地却是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小张把我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眯眯的，扔了旱烟袋，卷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卷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他，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绍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表，嘴里说着“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卷就走。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殷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膀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却挺得很硬，年轻时想必体态很威武的；看人时，目光凝注着对方；听人说话时，头微倾过来，惟恐听漏似的，脸上的表情既温和又谦虚。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刷得很整洁，布鞋布袜，真是中国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干部模样。尹县长■（台湾）陈若曦著他坐下来和尹老寒暄，话了一回家常后，才客气地向我盘问来历。一知道我是外地人，专诚到陕南来游历，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欢迎，而且带着中原一带人特有的纯朴自谦的口气说：“我们兴安是穷乡僻壤，除了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秦岭、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条汉水了。北边山里倒有一些瀑布，还值得赏玩，可惜近来又搞运动了，抽不开身，否则我非常愿意陪你去走走。”也许“运动”这个字眼使他想起什么，他的脸色竟暗了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尹老头扭亮了惟一的一只灯泡，给他端了一碗开水。他没有喝水，发呆地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来日食两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觉，疲劳全消，这才想起在西安买的些腊肉、牛肉干、肉松等,赶紧检出来送给尹老。喝粥的时候，我谈起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兴安县长，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他‘起义’有功，做了临时县长，‘解放’后又继续当县委，大家还都一直喊他尹县长。”原来尹县长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占据过秦岭东南的一些关口，手下有好几千名士兵，因为秦岭地势险要，虽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党人奉令给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时尹上校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很热情；手下的兵多是秦岭山区的子弟，对他也颇信服的。当他毅然决然地向共产党“投诚”时，部下也是一面倒。“这样，不费一粒子弹，陕南三个县便插上了红旗。”尹老一说完，便点燃了旱烟，猛抽了两口，舒畅地吐口气。他眨巴着老花眼，似乎这往事的回忆，还颇令他激动。“我们虽是本家，但我也不是凭空给他涂脂抹粉——你问问这方圆四十里的人去。他‘起义投诚’时，不求自己封官发财，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给机会改过自新。这样的人，怕也不多吧？”我同意。“这样的人确是不多。”“现在是谁出身好谁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阵子，他老家的工作组给他娘划了贫农,他却要求重定。说他爹在时，农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为富农才合乎政策。后来总算划成中农。“这样说，尹县长表现还挺积极呢。”“嘿，你还不知道，‘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惟一过了关的干部。我们县的党季书记换了几个，我记得头一个就是三反五反时，查出贪污下台的。”“党委书记怎么换得这么勤呢？”我不免诧异了。“唉，咱们这个县比较复杂，加上是个穷山区，生产老是上不去。生产上不去，什么问题都来了，解决不了就撤党委的职。说实话，‘解放’以来，产量翻了番，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关中一带比呢？你刚从关中来，你就晓得：那八百里秦川，种一季能坐吃两季的。咱这里可差远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虽尽过力，可是天时一不好还会闹饥荒，啃树皮吃草还是有的。前几年收成坏，我曾回山里老家一次。邻家的大姑娘不能出来见客——没有长裤穿。原来她娘早把布票变换粮食吃了！我这是自己人说话，相信你不会给我一顶反革命帽子戴。”我严肃地摇摇头。“我不是党员，而且最恨背后给人打报告。”尹老不屑地“呸”了一声，表示与我同感。“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里也是够瞧的。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这个苦的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这段日子里，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没有吃的，所以撤了个党委书记，大家也就没什么大怨了。也幸亏这个三年困难，否则连尹县长也要下台了？”尹县长■（台湾）陈若曦著“怎么，他犯了错误不成？”“大鸣大放时，他说了几句，主要是自己带头批评农业政策。谁知突然来个反右，差一点给戴上右派的帽子。他爱人本来在县中工作的，也调了职，不是叨着尹县长‘起义’的光，有政策明摆着，早给下放回陕北窑洞去了。本来要培养尹县长入党的。他也打了报告上去了，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真想入党。他曾对我说过，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一辈子也学不到手。本来，在反右以后，也风传着要开除他常委的名义罢掉县长的官。可是六○年春夏，我们连着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麦子颗粒无收。农民情绪坏透了，地也不愿种了，抢粮、偷窃的案子发生了好几起，政府的救济粮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不但不好撤尹县长的职，还特地派他抓农业生产去。那两年，他亲自下到农村，号召农民坚持生产，同时放宽限制，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恢复自留地，搞包产到户，还有自由买卖的集市……”“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还提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这‘三自一包’的责任呀！北京的大字报已经不指名地点了刘少奇，要批判这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啦！”“有这回事？”老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了嘴瞪着我。“怎么没有！”我压低了嗓门说。“我亲耳听过好些人在议论了。”“我当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他泄气地摇着脑袋，额上几根白发也跟着颤抖起来。突然，他又固执起来，锁紧了眉头,使得一张脸活像一只干瘪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赌气地说，“那时候，不这样做，农民不造反啦？”“快别这么说！”我赶紧警告他，“你这位亲戚如果推行了这一套，少不得也会挨批判的。”老头听了倒笑出来，不在乎地说：“批判算什么！不要说当干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饭，连我这个小小老百姓，这几年来，在大会小会上，也不知被批判过多少回了。”“说的是。据说这次是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刘少奇的修根，其他具体执行的人，还不是消消毒就算了。”“哪就是了，”老头同意地说，似乎气消了些。“尹县长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可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哪会是自己发明的？从反右以来，他这县委的官也是挂名而已。虽是那么自我辩解一番，然而自这次谈话后，尹老就挂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脸色，沉默寡言起来。没事时他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一口旱烟，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似乎独自在揣摩什么事情。事情确是变化得很快。我才不见小张两天，小小的县城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宣告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号召居民、学生起来革命，更要干部“引火烧身”，自己跳出来批判自己。整个县城的精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在西头，我站在路边，翘首东望，本县的重要建筑物——最远是县中、小学和电影院，中段是“县人委”、百货公司和汽车站，靠西头是县医院——都尽收眼底。那几天，常看到中学生拎着一桶煮面糊，拿了板刷，在墙上大把地刷上面糊，然后贴上大字报。进城办事的农民都好奇地站着瞧，年轻的还指指点点地谈论几句。偶然传来马达声响，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过去。原来是山里开来的拖拉机，正招摇过市，小小拖车上挤满了一张张兴奋的，被风吹日晒得又红又亮的脸。车子过后，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动性的标语上：揪出推行资反路线的xxx！谁捂盖子就和谁斗到底！尹县长■（台湾）陈若曦著xxx必须低头认罪！xx东窗事发，末日未临！陕西“红总兴安造反团”奋勇前进！那几天，在街上都可以听见人们大声议论县党委挨轰的事。红卫兵要召开批判大会和斗争会，批他抗拒“十六条”，抗拒运动，贪污腐化，还准备把他游街一番。正在这热火当头时刻，县立小学的大门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报，斗争矛头指向另一个干部。等我听到这个消息，走去看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三四层的观众了。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挤进了里圈。这篇大字报标题是：“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底下小标题是：“提防捞了小虾，溜走大鱼！”它要大家合力揪出县人委内真正的阶级敌人，潜藏的地痞流氓；说他一向伪装积极，谎报成分，剥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从来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来不知道这影射何人，后来听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才明白指的是尹县长。火终于烧到尹县长头上了。明知这是时势所趋，绝无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叹了一声。那天晚饭后，小张来找我，给我送来了第二天去汉中的汽车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报，顺便问他，这位“县长表叔”究竟怎么回事。听到表叔二字，小张刷地红了脸，鼻孔一扇一扇的，隐约有气愤之意。他开始抱怨组织工作难搞，说这山区的青年思想又落后又顽固，而且压根儿不懂政策。原来刚成立不久的造反团，不知被谁幕后操纵，突然刮起一股歪风，要“先整县委,再捉党委”。“准是一小撮保皇狗干的！”小张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想保走资派，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起落水狗来了。”“怎么，你表叔还是一个老‘运动员’吗？”我好奇地盯着小张问。他耸耸肩。“他最多也不过是漏网的右派。我表叔……”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摇晃了一下脑袋，似乎下决心要甩掉这层亲戚关系。“谁都知道尹飞龙多年来是挂名的县长，大张旗鼓地搞他完全脱离大方向——这才真叫捞小虾，溜掉大鱼！那党委书记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民愤大极了，却轻轻放过。我怀疑就是他在幕后操纵一部分红卫兵，制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说我有意包庇亲戚，真他妈的！”他越说越有气，不胜委屈似的。条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饭桌上，碗碟差点震破。我吓了一跳，却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眨巴两下眼，依旧抽他的烟。偶而他冷眼端详着小张，但也不说什么。那天，自从日头没入山峰后，便刮起了风。入黑以后，更是呼呼作吼，一阵紧似一阵。小张怕天气有变，不肯多留，翻上衣领遮风，便匆匆走了。尹老开了灯，便去收拾饭桌，烧水封火。我理出一个手提袋，准备第二天随身带走。我们漱洗完毕，已经九点半。在这山城里，一般人家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了。正准备熄灯上床时，我突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很是轻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弯着身脱鞋，好像毫无所闻。地拔去了门闩，只见一个人影随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