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古代文人人格2009

论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古代文人人格2009-03-3122:25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隐士文化和隐士哲学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即自由；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我独立人格和自我审美关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该怎样作为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自我社会公共的价值。关键词：隐士文化隐士哲学自我独立人格自我审美关照自由价值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现当代，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尊崇学术道德的时候，我想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无疑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它也是一座高峰，它鲜明地屹立了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全部意义规范。尤其在现代、后现代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主义面对高度组织的现代社会时，解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附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工具。解构主义从所有的秩序和正统价值观中嗅出了陈腐的气息，并对牢固的秩序、正统肆意破坏中展示出了强烈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清醒地看到解构主义也在迅速肆意地摧毁了了鲜明而崇高的道德准则与道德信仰，使得本真自我像流沙一样从我们的指间穿过，我们用力越紧，就越快失去什么。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有信仰的知识分子都完全有理由重复诗人北岛一句简单的诗“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可是我遗憾地看到了现代人的健忘，在电脑存储容量迅速扩张、信息技不断变革的今天，即使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诗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北岛不在中国，中国诗学精神的没落是完全有理由的，当然这只是现象，决不是原因。诗学精神的没落只是道德式微的一个方面，那么怎样才能重建道德信仰呢？在魏晋风流晚唐诗的时代，是精神的时代，是小众精神规范引领大众道德准则的时代，更是自我本真清澈的时代。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隐士文化。在讨论重建道德信仰母体的时候，就必须从隐士文化与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关系里寻求其中的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关照的精神内核。利奈尔在《菊花与诗酒—中国古代隐士的那些事儿》自序中写道：“隐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隐士那远去的背影恰恰是一抹永远也消褪不尽的残霞。每当我们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就会在天边浮现出来——那绯红的霞光虽遥不可及但却分明而清晰地昭示着另一种理想生活、一种远离尘嚣的无言之美！”恰恰是最不懂中国文化的一个善良的外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庞大的精神内核，那么我就想置疑这其中的原因了。难道钱穆先生去世了，柏杨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也老迈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如此而已了吗？当然还是点到为止吧。在说到隐士文化时，就必须探讨古代隐士和古代隐士哲学，它对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影响。毫无疑问千古狂人庄子是隐士文化思想的源头，也是最不能被遗忘的人物之一。他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他虽未登过官场高位，却以六根清净之仙风道骨备受尊崇，被历代士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在中国文化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司马迁《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粱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恍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已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牛手？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千秋重墨《史记》对庄周记载也仅几百余言，但高声称颂他与政治不合作，甚至是鄙薄的态度，实质在于称道他独立的精神典范和自主人格，从中可见一斑。这与司马迁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关照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也就无怪于此了。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都涉及这个以游戏态度解脱人生羁绊的主题，尤其以内七篇谈得深入集中。古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有人甚至说，“游”这个字就是一部《庄子》的中心。现代庄子研究，比较重视道论而轻视游世思想。这也是前代和现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不着不扣的困境。很多学人忽略了其中重要的一点——“逍遥游”。而“逍遥游”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一通常引起人们敬意的主题。所以谈“逍遥游”实质是谈精神自由问题。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过程：当一个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个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个人的存在也是一种无限之时，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失祸福、生死贫富也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的纷扰得以化解，从而获得心境的宁静。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触类旁通，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承起自然天道观，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寂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审美，由自然美过渡到生存美，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活水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了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命美的意像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人认识客观世界永远都是主观的，客观只是主观的一种概率，从而衍伸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鲍鹏山先生在《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一文中写道：“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多在黑夜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有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色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鲍鹏山先生对庄子的颇有玩味意义的比喻，实质就是对他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认同和称道，这与司马迁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中国古今优秀的学人对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命题是具有继承性的，同时这一命题也一直在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规范对具有社会性的人当然也就会产生影响，那么它就会深植古今中国文人人格，并对其人格构成的关键因素产生深远作用。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对不面队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隐士和隐士哲学经历了那几个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在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中国隐士哲学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避世阶段。像殷周的伯夷、叔齐，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失望，这是一种伦理的失望，一种对道德的失望，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政治秩序的失望，这种极度的失望让他们作出了另一个选择——避世，就是逃避这个世界，就是要和世俗的社会、世俗的政治权力、世俗的道德观念作一种隔绝，他们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离开来。于是，他们逃往首阳山，终被饿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群索居忍饥挨饿命丧荒野，无疑违背人的本性，如此隐居太痛苦，难以仿效。于是，几百年后，庄子提出了心隐，这便是隐居的第二阶段：只要不和政治权力发生关系，隐居未必要到山林、到荒郊野外去，市井、乡村都可以。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玩乐，可是我的心是特别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我心中自有清和浊的区分，和世俗社会不同流合污。隐居在人群、社会中的隐士其心对形要有所约束，心是清的，形也不能太浊，应有底线和区别，比如许多隐居的狂放即是其心中痛苦和孤独的折射，是其区别于人愿望的表达。另一方面，形体要在人群和社会中生存，必须和这个群体、社会做出某种妥协。关键要在这两方面找到某种平衡。第三阶段是对庄子“心隐”哲学的进步的发展——朝隐。以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为代表。既然我可以生活在人群里面，只要心灵依然高洁，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到政治权力里面去呢。于是，隐居不再有地域的限制了。这类似于中国禅宗修行方式的变化。早期修行要到山林里，后来人群里也可以了，关键在心中的觉解。如此说来，庙堂之中也可修禅了。隐士不愿放弃生命，因而，生存问题是隐士首要的基本的问题。通过二、三阶段隐居方式的变革，隐士基本有了解决生存问题的途径，世俗的享乐都不必放弃了。所以，生存问题和隐居问题是同样重要的。它构成了隐士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阮籍陷于权力之中费尽心思和权力周旋，并非情愿，而是很痛苦，目的是保存生命，嵇康脱离权力，反而受到政治权力毁灭性的打击。简而言之，引用王利群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东方朔的话则是“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鲜明上升的中国隐士哲学三个发展阶段在根本上还是更加依附于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思想上的操守，也更加强调和表明了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巨大作用，也只有它才能抵御外辱得失，维系内心平静，从而达到个人自由和个人在社会功用主义方面的二者平衡。但是我们清醒地知道二者的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大多数现实情况下知识分子在面对二者由来已久的困境还是要做出一个艰难的二选一，在二者之间徘徊不定的也不乏其人，比如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晚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投湖而死与此则有莫大的关联，后文将做相应解释。在个人自由和个人在社会公共价值方面的二者平衡的在中国古代鲜有其人，也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所以还得回归到思想困境上的艰难选择，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魏晋风流，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最富有魅力和感召力的时期。魏晋风流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过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指的则是坐怀不乱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柳下惠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个人自由和个人在社会公共价值二者的选择上突出表现为坚持自我独立人格，同时依附自我审美意义上的思想生活，与政治权力量、社会世俗礼仪规范、社会世俗生活等三个方面有很大的隔离，特别是与政治权力中心敏感地保持了鲜明的隔阂。当然这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也就无怪乎如此了。在东晋，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都无法忽略一位诗人，即使在现代、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中国人对他也还是满怀敬意的，可见其的精神向心力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就是中国隐士的鼻祖陶渊明，有“千古人隐逸诗人”之称。《中国文学史》中记载“陶渊明在当时只是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华丽的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