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课：新感觉派

海派作家早期的海派文学，是新文学作家向市民群体倾斜，结合鸳鸯蝴蝶派的一些创作理念和手法，商业化、娱乐化的结果。初期的海派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上帝的儿女们》张资平叶灵凤早期海派文学的一些特点：1、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2、过渡性地描写都市。笔触已经伸进新式饭店、赌窟、跑马场等消费场所，但因为现代文明的体验不足，往往显得既沉醉于物质享受又产生负罪感，心理是扭曲的。3、“都市男女”进入视野。性爱小说成为海派表现现代人性的试验场，也是归宿；由于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4、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新感觉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是与当时世界新潮文学保持同步的创作思潮。它的价值，在于冲破了旧文学、旧小说以及早期海派小说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仅仅是通俗文学的界线，攀上先锋文学的位置。换句话说，是新感觉派提升了市民文学的档次，使其从简单的消费需要上升为一种审美价值。新感觉派小说之“新”，在于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东方大都会城与人的神韵。代表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和穆时英。刘呐鸥（1900－1939）台湾台南人。原名刘灿波，1920年入日本青山学院，后毕业于庆应大学。1926年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1928年开始创作，并出资创办《无轨列车》等文学期刊。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创办《文汇报》，报未出即遭刺杀。刘呐鸥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在日本长大，熟悉的是“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1]，包括所谓“新兴文学”、“尖端文学”，即十月革命后兴起的苏联文学和现代派的西方文学，也包括日本的“新感觉派”。刘呐鸥将之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兴起。[1]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新感觉派在日本崛起于1920年代，以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为理论资源，以英美小说家乔伊斯、吴尔芙、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典范，代表作家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池谷信三郎、川端康成等人师法法国作家保罗·穆杭，多以现代都市为题材，叙述时场景转换迅速，描写中语言富节奏感，注重文字的感性色彩，形成东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小说集封面上有法语“风景”一词，三道强光从远处射来，聚焦于此，暗示此书主题为上海各处场所的风情：舞厅、跑马场、电影院、花店、大旅馆以及奔驰的列车。《都市风景线》是刘呐鸥唯一的小说集。把当时上海刚形成的现代生活和男女社交情爱场景，尽情摄入。刘呐鸥小说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不能认为只是对都市男女病态心理的夸张的猎奇心理。现代都市的两面性《都市风景线》里展示的上海，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的，既是充满活力的，又是冷漠、孤独、荒凉无比的。刘氏不熟悉现代汉语写作，他以让人略感生硬因而也变得“陌生化”的语句，天然地烘托出上海这个现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大都市在人们眼中的异域情调，产生一种疏离感。《流》一篇从他者的眼中道出这种感受：镜秋回头时看见青云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大堆物品，被大百货店的建筑的怪物吐出在大门口。《游戏》写“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的一对男女。男人注视着女人离开以后，作者写到：她去了，走着他不知的道路去了。他跟着一簇的人滚出了那车站。一路上想：愉快地…愉快地…这是什么意思呢？……都会的诙谐吗？哈，哈，……不禁一阵辣酸的笑声从他的肚里滚了出来。铺道上的脚，脚，脚，脚……一会儿他就混在人群中被这饿鬼似的都会吞了进去。《风景》里，飞速的列车中的一对男女各有目的地，然而双方一见之下都已起心，在女人提议下，两人双双在中途下了火车，发生了一夜情。男子由衷感叹：“我正想着你这身体跟你的思想正像那片红云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在女人听来正中下怀，所以答说：“真的吗？那么我就要使它无拘无束伸展出来了。”这种无所顾忌、无所牵绊的男女关系所带来的暂时抛开一切束缚因而体会到身心解放的自由的愉悦，是现代都会中人才有的思想，这在沈从文素朴的湘西男女世界中是没有过的体验。《风景》：傍路开着一朵向日葵。秋初的阳光是带黄的。跨在驴上的乡下的姑娘，顺着那驴子的小步的反动，把身腰向前后舒服地摇动着，走了过去。杂草里的成对的两只白羊，举着怪异的眼睛来望着这两个不意的访客。下了斜坡，郊外的路就被一所错杂的绿林遮断了。……她是放出笼外的小鸟。她跳动着两只好像是只适合于柏油铺道上的行走的奢华的小足向前一步一步强健地爬上去，花边从裾里露出来了。到顶上时两个人都是喘吁吁的。额角浮出了几粒真珠。但是大腿下却觉得草地真是凉爽的。阅读刘呐鸥，不能仅仅关注他对都会人生声色犬马一面的渲染，更应该看到现代都市为人实现自我解放提供了何种契机，创造了何等条件。如果说近现代上海的工商文明为其中的人们提供了追求自由所必需的经济前提，那么刘呐鸥笔下光怪陆离的画面所展示的，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一种方式，或者说，形式。也许这种“人生的形式”太过于放荡，需要批判并予以剥离的成分很多，但其中业已表现出来的灵与肉双双得以舒展的自然人性，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加以肯定的。穆时英（1912－1940）“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南北极》（1932）《公墓》（1933）《圣处女的感情》（1934）《白金的女体塑像》（1935）《南北极》收录了穆时英的初期作品，基本是反映都市下层流浪汉生活状态的，其中自然不乏对“无产阶级”形象的刻画。因此，穆时英开始时被认为是“普罗作家”，众多左翼文学评论家也对《南北极》青眼有加。细细考究，小说集里的《南北极》描摹了贫富对立的两个世界，一定程度暴露了社会的黑暗，然而《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小说的主人公属于流氓无产者，并非所谓无产阶级。小说集《南北极》基本属于穆时英凭借想象虚构的底层生活场景，其实并不具备现实意义，其优点在于叙述的直白流畅以及人物语言与身份的协同一致。《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公墓》与刘呐鸥一样，穆时英对上海的“平面描绘”也使这个东方都会呈现出变幻莫测的迷人色彩，又更进一步，改变前者的侧面烘托作风，开始直接揭示其中的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穆时英认为：“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等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1][1]穆时英：《公墓·自序》，《公墓》，现代书局1933年版。《Craven“A”》开首一大段以相当情色的文字描摹一个抽着Craven“A”香烟的年轻姑娘余慧娴，“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但是在“我”眼中，她“却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剪影”。余慧娴心里腻烦的时候抽烟，是因为她时刻感到寂寞的来袭：寂寞啊！我时常感到的。你也有那种感觉吗？一种切骨的寂寞，海那样深大的，从脊椎那儿直透出来，不是眼泪或是太息所能洗刷的，爱情友谊所能抚慰的——我怕它！我觉得自家儿是孤独地站在地球上面，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的。那样的寂寞啊！和余慧娴比较接近的人物，是《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这篇作品混合着《玲子》一篇所带的淡淡的忧郁，以大幅留白的方式表现一个“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其实就是又一个余慧娴。《上海的狐步舞》是作者拟想的长篇“中国一九三一”的片段，借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连续展示若干并没有直接关联的或糜烂或凄惨的生活场景，指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本质。这里不仅有“黑牡丹”、“红色的女猎神”那种都会尤物，还有《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所描写的受侮辱受损害的人。在地狱般的天堂或天堂般的地狱之中，人与人之间不仅是陌生人的相互游戏的关系，其中每一个分子更是灯残酒冷之后的寂寞男女，所以要借对方排遣，表现为“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自我麻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描绘了破产的金子大王、失恋的大学生、韶华已逝的舞女、困惑的学者及失业的公务员等五个人，无论是物质的损失还是精神的焦虑所造成的痛苦，统统通过麻痹自我的方式予以排解。这种化解精神压力、矛盾、痛苦的方式，反映的是都市中人心灵的自我封闭，而一个人在将他者当作物质化的商品消费的时候，自己必然遭到同样的对待，所以穆时英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描写的背后，已隐然触及人的异化的主题了。刘呐鸥的城市意味比较复杂，总体上呈批判性，但对一个个的局部，如夜总会、舞厅、饭店等，又不免陷入迷醉状态。这是现代人无可避免的分裂。《圣处女的感情》一集特别显示了穆时英的“传奇”倾向。他是在渲染一种充满偶然性的都市人生模式，只是太过惊险、刺激，于是就从《梅雨之夕》的优雅变为好莱坞电影的媚俗了。《墨绿衫的小姐》、《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还只是都市里的平凡艳遇，《某夫人》、《红色的女猎神》就沿着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进，主角一是飞驰的列车上神出鬼没的女间谍，一是月黑风高夜里双枪频发的女匪首。《某夫人》剪裁得法，如侦探电影文学版本，简洁流畅，而《红色的女猎神》前半尚是新感觉派的典型开场，后面则拼凑结篇，不知所云。沈从文认为穆时英“是聪明人，虽组织故事综合故事的能力，不甚高明，惟平面描绘有本领，文字排比从《圣经》取法，轻柔而富于弹性，在一枝一节上，是懂得艺术所谓技巧的。作者不只努力制造文字，还想制造人事，因此作品近于传奇；（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说是海上传奇。）作者适宜于写画报上作品，写装饰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1][1]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刘呐鸥与穆时英放在一起，是一种极有意味的对比：如果说两人对都市外观的表现基本没有太多差异的话，那么刘呐鸥倾向于展现都市为人实现自由所带来的机遇，穆时英则更多揭示都市给人造成的压抑，因此而有的寂寞，以及在寂寞的酵母里浸润胀大的欲望——前者是“现代的”人生，后者是“现代主义的”人生，后者是前者的自然产物，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动。总的说来，穆时英的确能代表新感觉派这一中国的早期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所有特点。《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心理描写与精神分析对人的意识、潜意识的揭示，《上海的狐步舞》中的蒙太奇手法对大都会各种场景的展示，《Craven“A”》对城市中人精神困境的表现，都显示一个洋场才子一方面在生活上融入现代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亟欲逃离的现代主义的态度。这种“二重人格”[1]，既来自于现代都市的芜杂之处，又根源于人性的复杂性。[1]穆时英：《公墓·自序》，《公墓》，现代书局1933年版。施蛰存（1905－2003）生于杭州，后随父母定居上海松江。1922年考入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结识一帮文学朋友。1932年主编《现代》，产生重要影响。《上元灯》是施蛰存的第一个比较正式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一种怀旧的情绪表达少男少女的初恋，具有诗的风味。《现代》创刊号封面《现代》是综合性的文学月刊，1932年5月1日创刊，施蛰存主编（3卷1期后改由施蛰存、杜衡共同主编）。施蛰存的作品只能说带有新感觉派的色彩，而又超出其限制，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各种意识成分的心理分析小说。他多年后也曾指出“心理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之间的区别：“心理小说是老早就有的，十七、十八世纪就有的。Psychoanalysis（心理分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东西。我的小说应该是心理分析小说。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1][1]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从《鸠摩罗什》开始，他受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有意识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创作，这类作品主要收录在《将军底头》、《梅雨之夕》与《善女人行品》这三个小说集中，就其主题与技法而言，完全是成熟的现代派作品。《狮子座流星》《雾》《港内小景》《春阳》等《梅雨之夕》《将军底头》一集的主题，是精神分析学所谓“本我”与“超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