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文学价值

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白居易《长恨歌》的文学价值一、研究现状《长恨歌》是白居易的名篇，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全诗形象地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诗人假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婉转回旋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和缠绵悱恻的爱情，千百年来，深深感染着后来的读者。要探讨诗的主题和价值取向，首先得从诗的内容出发。诗题为“长恨歌”，纵观全诗，从内容上诗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了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李杨爱情成为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以此来泄长期积压的心头之恨。“婉转蛾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事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歌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找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境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恨之长。结局又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加重了“长恨”的分量。此诗自问世以来，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但这首诗究竟表现的一种什么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理论:爱情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二、《长恨歌》主题的主流观点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1、爱情说认为此诗赞美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至死不渝的真挚爱情。持此观点的人认为：《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喻，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首先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具有进步性。郑秀萍在《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中也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情感相一致的纯洁无暇的爱情”。林志浩在《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争论》中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遇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正如很多外国名著一样，也是通过王公贵族的爱情来表现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民对美好爱情的理想和渴求”。从持爱情说的研究者的观点来看，他们能够把历史与文学、历史原型与文学形象加以区分，从诗歌本身出发，对《长恨歌》的主题做出比较合理的阐释。2、讽喻说认为诗人借此诗来讽刺李因沉迷于杨的美色，荒淫误国。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持“政治讽喻”说。这主要是从白居易的创作动机角度来立论的，着眼的是诗歌的政教功能。认为此诗是借李、杨之情事，暴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免蹈覆辙。至于诗歌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的描绘，也不是对李、杨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恰恰是通过对李晚年狼狈不堪的处境，来隐晦而曲折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其所持的理由是：《长恨歌》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即点明讽喻之义，有着对重色帝王意味深长的讥讽。到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一个因沉湎美色而荒废政事的明皇形象已经跃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然纸上。“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杨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明皇已昏昏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更进一步的讽刺挖苦，讽喻的目的明明白白。陈鸿的《长恨歌传》说，“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误国，应知从前之谬戾矣”。“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１］。这一段确以讽喻为中心，也是“讽喻说”立论的根据。当讽喻说、爱情说互相批评、难分孰是孰非时，双重主题说应运而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喻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两人诚笃的相思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方面，因而“持爱情说的人们指出双重主题说是一种折衷，或者说是对爱情说的一点补充，重心还是爱情悲剧。”三、探讨正确的主题思想及其价值取向无论是爱情说还是讽喻说都难以统一诗歌前、后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差异。本文认同双重主题说，即爱情说与讽喻说兼有之，且以爱情说为主，讽喻说为辅。此诗的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一个由讽喻到爱情的转换过程。随着诗人创作过程中心态的变化，形成了诗歌双重主题的特点。一方面对李、杨的荒淫无度、招致祸乱作了明确的讽刺，另一方面采用大量篇幅（诗歌二、三部分）对两人的爱情悲剧和彼此之间的真挚爱情给予极大的同情和赞颂，而且更偏于后者。白居易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的叙述了李杨沉湎色情，荒淫误国，同时也对后来李杨恋情的悲惨结局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前后的事件毫不隐晦，正是诗人这种直面历史、坚持个人感受的态度和历史事件本身的双重性导致了诗歌主题和价值取向的双重性。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贯穿着李、杨身兼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与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体现者主要是两个人本身，而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人物的长恨。《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价值取向为何取双重主题说为宜，本文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价值取向，必须注意：这是一首叙事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故事的完整性，李、杨早先的逸乐和后来的长恨，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早先的逸乐是导致后来贵妃丧生、彼此长恨的重要原因，而长恨则是李、杨荒淫误国、最终殃及自身的必然结果。所以，任意突出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损害故事的完整性，将割断前后情节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关系而使这一故事失去完整性，其评论当然也就难以符合作品实际和作者原意。因此，《长恨歌》的主题应包括对君王的讽刺和对爱情的赞誉，二者缺一不可。第二，诗歌的创作背景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诗人的创作意图，因此对创作背景的认识将对我们正确理解诗歌主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陈鸿的《长恨歌传》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首诗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的白居易刚刚调任周至县尉。公务之余,白氏与好友陈鸿、王质夫畅游仙游寺,王质夫就提及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据《长恨歌传》记载:“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世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者如何?”从王质夫的这段话分析,他看到的并不是这段天宝遗事所蕴含的教化或讽喻意义,而是其传奇色彩。他认为白居易是位多情诗人,感情丰富敏锐,肯定能把这段爱情故事描写得文情并茂,感人至深。所以从白居易的创作动机来看，诗歌应是以感情为主的。但是我们知道，由于杨贵妃的存在是唐玄宗沉于酒色，荒疏政治的重要因素。由此导致的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白居易当然也不会忽略这一点。因此在诗文中就多处对李杨的荒糜行为朝政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大胆的讽刺，如“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都说明了诗歌的主题中是兼有对唐玄宗的讽刺的。第三，关于这首诗的内容,白居易自己也有过明确的说明。写于元和十年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风近正声。”“秦风”指《秦中吟》等十首,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现实意义。“风情”与“正声”相对,则应指不关乎国事民生的男女之情。“风情”,《辞源》说是风月之情,男女之情,并且引用了南唐诗人李煜诗中的句子:“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消魂感旧游。”总之,白居易说的“风情”应指男女爱情，不应该有其他的理解。元和十年作者自编诗集十五卷，分为四类，即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长恨歌》被归入感伤诗。感伤的对象就是李杨的爱情悲剧。如果作品意在讽刺揭露李杨二人的荒淫误国，何来伤感之情，又为何不将其归为讽喻诗呢？因此，本文认为诗歌主题以歌颂李杨真挚感人和刻骨铭心的爱情和伤感于李杨的爱情悲剧为基调，对君王的讽刺兼而有之。不能单单认为诗歌是讽喻的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歌颂爱情的。第四，分析《长恨歌》的主题,还要了解人们对李隆基、杨玉环的态度。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任贤举能,开创了开元盛世,不愧为圣明君主。但是到了晚年却沉迷于酒色，荒废政务，杨贵妃以色邀宠，鸡犬升天,政治极其腐败。后来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杨贵妃并没有体民生之多艰的心思，更没有母仪天下的风范，反而在邀宠上依然固我。李杨二人激起了御林军将士的极大义愤,玄宗迫不得已处死杨氏兄妹以平众怒。当时杨贵妃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与褒姒、妲己类似，即迷惑君心的红颜祸水，可以说人们对杨贵妃极其不满。当时的人们对李、杨二人的态度持贬斥态度是很自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李、杨二人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淡忘了他们的罪恶,转而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唐玄宗晚年的处境非常凄惨,跟囚徒差不多。但是,玄宗毕竟开创了开元盛世,曾经是一代明君,如此遭遇自然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同情,杨贵妃以色争宠,不过是封建宫廷内部后妃中的普遍现象,杨氏兄弟凭借裙带关系占据权要,杨贵妃也不能负全责。总之,杨贵妃并没有大恶,被玄宗赐死的确冤屈,她的死也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例如杜甫就一面骂杨贵妃是妲己一类的坏女人,一面也对她的死表示了同情:“血污游魂归不得。”元稹的《连昌宫词》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也是讽刺唐玄宗、杨贵妃的,但对李、杨二人的态度还算温和,诗中更多的是兴衰之叹。这说明人们对李杨的态度已经有所改观，从之前的不满逐渐转换成同情。这种同情之心，尤其在民间可见一斑。杨贵妃死后,魂归蓬莱,成了神仙,这些传说来自民间,当时一定非常流行,因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李隆基、杨贵妃是充满了惋惜和同情的。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感情从历史真实角度看,是非常丑恶的,但又包含了真诚的成分,由于人们对李、杨的惋惜和同情,市民意识就有可能对历史进行过滤,去掉其中的政治内容,放大其中的爱情内容使原来的宫廷丑闻升华为爱情佳话,使声名狼藉的帝王、后妃摇身变为忠贞爱情的化身。本文认为,这正是李、杨爱情故事得以流传的社会意识基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李杨的态度也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也说明的了李杨历史事件本身的一种双重性。这对白居易的创作将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使诗歌的主题具有了双重特性。第五，从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诗人在诗歌中的对一哈尔滨师范大学恒星学院2011届毕业论文些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这首诗的主题。艺术真实并非等同于历史真实，艺术家可以根据创作目的对历史进行必要的修改,也可以虚构情节。《长恨歌》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就进行了改动和虚构。杨玉环本是寿王李瑁的妃子,是李隆基的儿媳妇,但李隆基竟不顾翁媳名分,为了掩人耳目,将杨氏度为女道士,后令其还俗,再纳入宫中,册封为贵妃。据史载,杨氏兄妹淫乱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杜甫的《丽人行》就是暗指此事。男女恋情如果违背了起码的人伦道德,再真挚也是丑恶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诗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保持艺术上的美感。有人可能会认为诗人如此做是为了避免文字之祸，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