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内蕴深厚、聚合力强、扩散性大的传统型的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沉积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特征。文化描述主要侧重于精神层面或者说观念层面的文化。因此，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从中国历史上沿袭和保存下来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思想意识、信仰、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分析，要把握这样几个尺度：①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就是说，它是历史形成的、与一定历史社会（主要指封建社会）相联系、有其特定历史阶段标志的传统型的文化。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包容性。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传递性（继承性）、阶段性和滞后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统一的。互相联系的流动过程。③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总结实际是基于对其他文化模式比较后的结果（这里主要以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欧美文化模式为基本参照模式）。④特点的总结只能取其大要，难以周全。以主要特点为纲，次生（派生）特点为目；以类相从，辩证分析－既避免一味赞美的理想化，也不可采取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及法、墨、阴阳之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派生性特征：1）思维方式上的中庸之道。我们常说在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上，中国人主中庸，西方人主竞争；中国人取相对，西方人取绝对；中国人讲含蓄，西方人讲直率；中国人主静，西方人主动；这主要是由思维模式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和制约。由孔子提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中庸思想强调，于己、于人、于家、于国、于事、于物都要取一种执中和适度的态度，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传统中国，中庸思想基于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渗透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价值取向上，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庸思想的派生性特点有三方面：一是调和折中的处世方法；二是温良和顺，忍耐性强的人格特征；三是重安定，忌变革的社会心态。中庸之道的从正面效应讲：①有辩证看问题的思想因素。②主张和平，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③刚柔相济，有理有节的处世之道。④和谐的人际关系。⑤行为有致，社会有序。从负面效应看：①调和矛盾，强求平衡，不利于社会的改革、创新，不利于个性的张扬。②容易形成因循守旧，恪守传统，缺乏良性竞争意识，不敢为天下先的社会心态以及个人的惰性心理及抗争意识的缺乏。2）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却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宗法制或家族式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就是宗法制度以及由宗法制延续变化的封建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在结构体系上是“家国一体”，这种结构的基本构架是：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家）。家族（或宗族）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国家的治理机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理实际是家族关系和家族原则的外延。家与国的对应关系可以用“三纲五常”来概括。这种家族本位的文化派生出一系列特点；①崇宗敬祖的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②尊老重孝，由孝入忠，以孝道治天下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③家长意识和君主意识相结合的权威意识浓厚。④社会关系的取向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及由血缘关系外延的地缘关系，由亲情关系到地缘关系到政治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往往通过这种多重的人情关系来构建。⑤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3）伦理至上的观念文化与价值取向。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体现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特点。这种传统伦理讲求的是在个人修养基础上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准则与行为规范，这种准则在理论规范上可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九个字来概括；行为规范则主要通过礼法或礼制来约束。这种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的派生特点是：①它与宗法制度、专制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级有序的身份取向制。②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重礼制、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格局。③群体本位主义，强调群体的认同。④重名分，重面子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心态。⑤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的养成是为了群体的和谐与有序，即“修己以安人”。⑥重义轻利与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⑦儒学（经学）独尊并成为官学。这是伦理至上的一种外化。⑧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倾向（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佛家的慈悲之心）。⑨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4）重实际求稳定的农耕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务实、求稳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其派生特点是：①重经验、重感性认识；轻科技，不追求精密严谨的思辨体系。②安土重迁、安定自保与知足守成的社会心态。③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价值观念。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5）专制集权一贯制的权威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中国自奴隶制时代就形成专制主义的政体，至封建社会而高度强化，由此形成君权至上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意识。农耕经济、儒法学说、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分别构成专制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派生特点是：①民主精神的缺乏（有民本，无民治）。②官本位意识。③君权至上和君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④苟且心理和奴性意识。6）宗教影响的弱化与泛神论性质的宗教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鬼神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更突出并强调（现实）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本（以人为核心）文化而非神本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宗教的态度是一种理性（“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实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相结合。因此，宗教在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其表现是：①政治上，神权从属于皇权。②思想上，宗教（佛教和道教）不能取代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而只能作为儒学的附庸和补充。③中国人的人生观或者说生活信念是重现世而轻来世，宗教观念相对淡泊。④佛、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比较大，但远不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信仰上，中国人信奉的宗教（以佛、道为主）基本上都是多神教性质的宗教，而且可以自由信奉多种形式的宗教。这与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独断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明显对比。2、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1）现代化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即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都可以纳入广义文化的范畴。）2）关系之一：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批判的理由：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即需要在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人的本身诸多方面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是与一定历史社会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文化，必然带有旧制度。旧观念的种种特征，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对“国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批判问题。继承的必由性与继承的原则：从文化一般性特征来说。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传递性，因此，对于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国文化不是一个能不能够继承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继承的问题。舍此则一国无根，所谓国民性则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一个对“全盘西化”的批判问题。但是，继承不能是全盘继承，而只能在批判的继承上继承，这是继承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体做法是：①接受某些新的（中外）文化素质。②拒斥某些新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糟粕部分）文化素质。③保留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民族认同观念、爱国主义意识、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制度中的借鉴部分等等）。④扬弃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专制政治和价值观念中的官本位、保守主义、平均主义、重农轻商意识、人情观念、地域观念、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等等）。3）关系之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传递性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实际上就是要克服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这对长期以来以文化悠久，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文化尤有必要。当然。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