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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文译文UNIT1TextA中国式的学习风格1987年春,我和妻子埃伦带着我们18个月的儿子本杰明在繁忙的中国东部城市南京住了一个月,同时考察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艺术教育情况。然而,我和埃伦获得的有关中美教育观念差异的最难忘的体验并非来自课堂,而是来自我们在南京期间寓居的金陵饭店堂。我们的房门钥匙系在一块标有房间号的大塑料板上。酒店鼓励客人外出时留下钥匙,可以交给服务员,也可以从一个槽口塞入钥匙箱。由于口子狭小,你得留神将钥匙放准位置才塞得进去。本杰明爱拿着钥匙走来走去,边走边用力摇晃着。他还喜欢试着把钥匙往槽口里塞。由于他还年幼,不太明白得把钥匙放准位置才成,因此总塞不进去。本杰明一点也不在意。他从钥匙声响中得到的乐趣大概跟他偶尔把钥匙成功地塞进槽口而获得的乐趣一样多。我和埃伦都满不在乎,任由本杰明拿着钥匙在钥匙箱槽口鼓捣。他的探索行为似乎并无任何害处。但我很快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饭店里任何一个中国工作人员若在近旁,都会走过来看着本杰明,见他初试失败,便都会试图帮忙。他们会轻轻握牢本杰明的手,直接将它引向钥匙槽口,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并帮他把钥匙插入槽口。然后那位“老师”会有所期待地对着我和埃伦微笑,似乎等着我们说声谢谢——偶尔他会微微皱眉,似乎觉得我俩没有尽到当父母的责任。我很快意识到,这件小事与我们在中国要做的工作直接相关:考察儿童早期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方式,揭示中国人对创造性活动的态度。因此,不久我就在与中国教育工作者讨论时谈起了钥匙槽口一事。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我的中国同行,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对此事的态度与金陵饭店工作人员一样。既然大人知道怎么把钥匙塞进槽口——这是走近槽口的最终目的,既然孩子还很年幼,还没有灵巧到可以独自完成要做的动作,让他自己瞎折腾会有什么好处呢?他很有可能会灰心丧气发脾气——这当然不是所希望的结果。为什么不教他怎么做呢?他会高兴,他还能早些学会做这件事,进而去学做更复杂的事,如开门,或索要钥匙——这两件事到时候同样可以(也应该)示范给他看。我俩颇为同情地听着这一番道理,解释道,首先,我们并不在意本杰明能不能把钥匙塞进钥匙的槽口。他玩得开心,而且在探索,这两点才是我们真正看重的。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让本杰明懂得,一个人是能够很好地自行解决问题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美国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条育儿观。如果我们向孩子演示该如何做某件事——把钥匙塞进钥匙槽口也好,画只鸡或是弥补某种错误行为也好——那他就不太可能自行想方设法去完成这件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就不太可能——如美国人那样——将人生视为一系列的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人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独立解决问题,进而学会发现需要创造性地加以解决的新问题。把着手教2回想起来,当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正是体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意义上的关键之所在。这件事表明了我们两国在教育和艺术实践上的重要差异。那些善意的中国旁观者前来帮助本杰明时,他们不是简单地像我可能会做的那样笨拙地或是犹犹豫豫地把他的手往下推。相反,他们极其熟练地、轻轻地把他引向所要到达的确切方向。我逐渐认识到,这些中国人不是简单地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塑造、引导本杰明的行为:他们是在恪守中国传统,把着手教,教得本杰明自己会愉快地要求再来一次。学习应通过不间断的精心塑造与引导而得以实现,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艺术。我们观看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艺术的情景,他们的娴熟技艺令我们惊讶。年仅5、6岁的孩子就带着成人的那种技巧与自信在画花、画鱼和动物;9岁、10岁的小书法家写出的作品满可以在博物馆展示。有一次去两位小艺术家的家里参观,我们从孩子的父母处得知,他们每天练习数小时以完善他们的技艺。创造力第一?从对创造力的态度来说,优先次序似乎是颠倒了:西方的年轻人先是大胆创新,然后逐渐深谙传统;而中国的年轻人则几乎离不开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样可能发展到具有创新的境界。美国人的立场可以概括起来这么说,我们比中国人更重视创新和自立。我们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从我们各自所怀的忧虑中显示出来。中国老师担心,如果年轻人不及早掌握技艺,就有可能一辈子掌握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同样地急于促进创造力的发展。美国教育工作者则担心,除非从一开始就发展创造力,不然创造力就有可能永不再现;而另一方面,技艺可于日后获得。但我并不想夸大其辞。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展示了巨大的创造力。而西方的创新突破则有被夸大的危险。如果仔细审视任何一项创新,其对以往成就的依赖则都显而易见(“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现象)。然而,假定我这里所说的反差是成立的,而培养技艺与创造力两者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从中美两个极端中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它或许能在创造力与基本技能这两极之间获得某种较好的平衡?UNIT2TextA富足的一生首次面对这个问题,是在2003年12月初,我第一次为救世军摇铃募捐的时候。当时我就站在沃尔玛商场入口处门外,对每一位向我的红壶里投入捐款的人都报以一声“谢谢”和一个微笑。一位穿着整洁的妇人牵着她的幼子向放壶的台子走过来。她在钱包里摸着找钱时,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你穷吗?”当时他眼里充满疑惑和好奇,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嗯,”我结结巴巴,边想边回答,“我比有些人拥有的多,但比其他人拥有的少。”母亲因为孩子问了一个在社交上不该问的问题,训斥了他一顿,他俩便匆匆的赶去购物。但是孩子的问题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3我从不认为自己“穷”,但有些事实我不可否认。每当我填1040税务申报表时,我都属于收入最低的档次之一。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我只出去度过一次假。我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还是八年前别人送给我的。然而,想要得到其他那么多人都有的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念头而已。我的汽车是1999年的产品,到现在开了十万五千英里,已经很破很旧了,但是它依然可靠。我的住房不大,但是很安静,住着挺舒心。我的衣服很适合于我的工作,主要都在户外。我对计算机的很少的需求,可以在图书馆得到解决。尽管有些东西我没有,我并不感到贫穷。这是为什么?五十三年来我一直非常健康。我不但不生病,而且精力充沛,情绪饱满。锻炼对我而言是确确实实的快事,我乐意长距离步行,越走越有劲。我喜爱步行后随之产生的一种“什么都干得了”的心态。我还十分珍惜我的创作才能。当我写出美丽的诗句或编造出能把人逗乐的笑话时,我内心感到很富有。通过写作而获得的洞察力,不断地令我惊奇。而与那么多写作朋友交谈,是我乐趣的主要源泉之一。但是在我生活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我并不那么富有。在一个对物资财富的追求投入如此之多心力的社会中,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年轻时曾与一位非常有趣的女士谈过朋友。她对我说,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我以为我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生活伴侣。后来我就带她到我的寓所。当时我住的是一个地下室经济型小套间,只有几件陈旧的家具。唯一新而舒适的椅子是书桌旁的那把。她来访后不久,我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她所看重的东西似乎突然有了变化,使我大为震动。在我的人生旅途上,这仍然是一个最难以忘怀的转折点。相对于人际关系而言,物质财富对我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大多数人与我同感——除非当某一物品的缺失会引发社会后果时,人们才会有不同的想法。电台播放的一个商业广告开头这样说:“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高档电视…”,购买这种电视机的压力千真万确。也许每个人真的都想要一台高档电视机,毕竟没有人想做一个无名之辈。但是没有这样的电视机我也照样活得快乐。事实上不专注于物质财富,对我而言相当自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我活得很富足。临近岁末每当我系上救世军的红围裙时,我的内心会发生变化。我非但不感到经济上不自在,还开始感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我摇铃时,人们会停下脚步,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遇到困难时受到帮助对他们多么重要。我感到我与人助人这件事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在我摇铃的时候,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给我拿来热乎乎的巧克力饮料,留给我一个久不消逝的微笑。无数的路人向我表达圣诞节的祝愿,使我感到温暖。“谢谢你在这样的冷天摇铃。”“要不要我给您弄一杯咖啡?”“你做好事,上帝保佑你。”十二月是一年中我感到最富足的时候。由于一个好奇的孩子提了一个简单问题,我在过去的四年中对自己的了解进了一步。当我审视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我清楚了我最应感恩的是什么:我的有形和无形的好运气。UNIT4TextA虚拟世界的生活在网上呆了太久,听到电话铃声也会吓一大跳。显示屏上看多了我男朋友那些一目了然的文字,他的利物浦口音一下子变得难以听懂;而秘书的清脆快速的语调听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生硬。时间本身变得捉摸不定——几小时变成几分钟,或几秒钟延伸为几天。周末原本是4我一周的黄金时段,现在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两天。在我不再当电视制片人的这三年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家里使用计算机终端进行的。我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和校订,利用互联网上的邮件列表与同行交流。我男朋友住在英国,因此两人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电脑维系。我要是愿意的话,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出门而什么也不缺。我可以在网上订购食品、网上理财、网上恋爱、网上工作。事实上我有时独自呆在家里长达三个星期,只偶尔出去拿信、买包纸及日用品。1996年那一场接一场的暴风雪我大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生活本身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我开始觉得自己似乎与机器融为一体了,我接收信息,再发送出去,就如同互联网的一个连接点。其他上网的人也谈到了同样的症状。我们开始厌恶外面的社交方式。我们的状况成了批评互联网的人们最害怕见到的一幕。一下床就上机,不再为发型、服饰、面部化妆烦心,起初看似奢华的享受如今却成为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一种缺乏自律的表现。你一旦开始用网络交际取代人与人的真实接触,要走出这种穴居状态就会相当困难。我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怯生、谨慎、焦虑。或者,反过来,当我突然面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时,会变得过于兴奋,说个不停,爱打断别人的讲话。我老是担心自己衣着是否得体,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忘了穿裙子,只穿着夜间睡觉、白天活动时穿的那件T恤和内衣就出门了。有时我把电视机开着,让它作为背景声音一直响着,以前我从不这样做。电视节目中的说话声让人感到宽慰,可那些广告又叫我心烦。我发现自己沉浸在肥皂剧里,或者不停地收看最新的新闻报道和天气预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每日新闻”、“一线新闻”、“夜间新闻”、有线新闻电视网、纽约一套上收看有关每一条新闻的各种不同视角的报道,尽管它们对我毫无用处。工作成了次要的。我决定去看一下自己的电子信箱。在网上,我发现自己见谁攻谁。我脾气暴躁,动辄生气。我觉得我与之通信的每一个人都麻木不仁,认为他们已经忘却还有人真会去读他们那些刻薄伤人的言辞。直到有人礼貌地指出,她同意我的观点却遭到我的抨击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以己度人,不由得深感尴尬。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也和男朋友吵架,常因键出的对话缺乏情感暗示而误解他的本意。由于系统常出故障,两人一争就是几个小时。我写一句,他回一句,接着系统失灵!可我们俩还是锲而不舍地接着吵。以前我从未意识到日常的生活起居是多么重要,如穿戴整齐去上班,按时就寝。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那么依赖同事做伴。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长时间的失业会那么伤人,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缺少了外部支持的日常计划就会导致吸毒、犯罪、自杀率的增长。为了恢复生活的平衡,我强迫自己回到真实世界中去。我给别人打电话,与所剩无几的仍然住在纽约城的几个朋友安排见面。我至少设法去去健身房,以便使周末与工作日有所不同。我安排采访好写报道,预约看医生——安排任何需要我出门与他人接触的活动。但有时面对面地与人相处实在难以忍受。我与一位朋友见面,她那种响亮的笑声让人忍无可忍——饭店里的噪杂谈话声也让人受不了。我找了个藉口逃之夭夭。我重新回到我的公寓,冲向电脑,似乎那儿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点击鼠标,打开调制解调器,曾经听了就烦的连接声此刻听起来就如同最心爱的曲子那么悦耳。我键入密码。真实世界转瞬便消逝了。UNIT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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