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谈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

谈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作者：陈昌远先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记得十多年前李学勤先生来河大讲学时，曾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认为我们对中围古代文明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后来李先生的讲话内容写成文章在《人文杂志》公开发表，[1](P3)并引起大家注意。现在看来李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2000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及《考古》、《文物》、《历史研究》三大学术刊物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型“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现已成为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新的重大课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问题我想谈点看法，请教各位同志，不当之处，希批评指教。第一，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2]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3]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4]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P17)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近年来，许顺湛先提出“五帝工程”，“我国历史上有过五帝时代”。[6]曹桂岑同志也提出要“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7]这些实质上都是指我国以文明为标志的“国家”产生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在黄帝时代。把文明与文明社会和国家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应区别文明社会形成与文明因素的出现，不能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标志简单地归纳为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或者把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形成混淆起来，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第二，中国何时出现文明国家?应该说是在“黄帝时代”或者说是“五帝时代”。在这里应区分早期国家形态与晚期国家形态。“五帝时代”或称“黄帝时代”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为部落酋长王国制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夏商周社会是属于晚期国家形态，为宗族宗法奴隶制的国家形态，是非常典型的。黄帝时代经过部落战争与融合，出现早期国家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局面的出现，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分不开的。十几年前田昌五先生就提出一个新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奴隶制形成于夏代之前约一千年，从文献记载看大约相当于黄帝到夏王朝建立。从考古资料看大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8](P68)后来严文明也明确地提出，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我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俱已达到新的水平。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夯筑城石砌城址普遍存在。种种文化特征，恰与五帝时代普遍筑城建国的现象相吻合。[9]由于我国古代存在许多不同血缘的氏族和部落，到黄帝时代，许多氏族部落迈向酋长王国奴隶制，各部落首领纷纷称王，因此不断发生战争。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这个时期我同意田昌五先生的意见，应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统一天下后，巡视各地，“东至于海”，“西至空嗣”，“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奴隶制王国都城黄帝城。1995年9月25日，“首届全国涿鹿黄、炎、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涿鹿矾山镇隆重召开，大家取得了一些共识。考古学家郑光先生说：“我们国家在黄帝以前应该进入国家文明社会。”又说：“在我的术语里，国家不是一个部落社会，而是相当于一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自从黄帝统一了中国，标志着一种新王朝的诞生。也就是说，诸侯都来承认黄帝这种新政权的诞生，承认黄帝的统治权力。也标志着黄帝对当时一个版图很大国家的统一活动。”[10]而且这时已有国家统治机构的建立。黄帝时代国家政权机构设置很完备。《管子·五行篇》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六相中有管理农业的司徒，管理粮食储备的廪者。《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吴集团有“九扈”为“九农正”，实为管理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官员。《管子·五行篇》还提到黄帝的六相说：“得奢龙而辩于东方……故使为土师。”即司工分管手工业等。《左传》昭公十七年还有少昊时期“司空”负责手工业的记载。《史记·历书》中说“黄帝考定星历”。《索隐》引《世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路史·疏仡纪·黄帝》也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事，命臾蓲占星，斗苞授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挠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乐……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另外，黄帝大臣风后还发明指南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诸侯相侵伐”，是指众多的部落方国相互战争，这时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各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大鸿，见《史记·封禅书》《索隐》曰：“黄帝臣大鸿葬雍，鸿冢盖因大鸿葬为名也。”《正义》曰：“举，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纪》说：“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知名，规化，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路史·疏仡纪·黄帝》中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路史》把黄帝政权机构中的官员总结为：“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从以上所征引的材料未必全信，但从宏观上可以看出黄帝时期有一个庞大的政权机构，人才济济。黄帝初都有熊居轩辕之丘，其地望在新郑、密县之间，其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后迁都涿鹿(即今河北涿鹿县)。《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邑于涿鹿之阿”。邑字，按《说文解字》注曰：“邑国也。”邑即国都。《帝王世纪》、《括地志》、《舆地志》等书均记载有“黄帝所都”。《史记》《正义》曰：“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之邑于山之平地。”今天我们考古工作者在黄河南北发现二座龙山文化的古城址：一是在河南新密城寨，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址，值得注意。“古城寨城北，因城墙下压有龙山时代早期灰坑，其上限不会早于龙山时代耳期。就南墙T1层龙山时代晚期层打破并叠压墙基的情况看，其下限不会晚于龙山时代晚期。”[11]有的认为就是黄帝都有熊的城址，“应是黄帝的轩辕丘”。[12]另外一座城：盔河：化省涿鹿县。“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罗哲文，安志敏，王北辰，台湾学者李实等六十多名知名学者实地考察论证，都认定这座城是五千年左右的建筑。”[13]《括地志》记载：“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据王北辰所见古城呈不规正的方形，城墙系用天然地形夯土筑成。城南北长约510—540米，东西宽450—500米，上宽约2.5米，底宽10米。明代城内曾有轩辕庙，逮至清初，庙已无存。道光十五年杨桂森到此时，城内尚有四户居民，现在城内已是一片果树，全无住户了。城内地面上散落着各种碎陶片、陶鼎腿等，几乎随地可见。[14]以上两座城址说明什么呢?从建筑规模看，有的考古发掘同志就说：“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建筑这一工程巨大的城址，只有社会发展和出现了权力集中的统治集团才能够完成。城址中生产工具较为少见，说明城中居住的不可能是一般劳动者，城址该是有别的用途。”[15]值得注意的是，城址中还有宫殿建筑，它为我们探索五帝时代的文明及早期国家形态提供可靠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还说黄帝“艺五谷”，即播作五谷农作物。《白虎通》云：“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史记·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开始发明了冶金术。《史记·历书》说：“黄帝考定星历。”制定天文历法。《说文》序曰黄帝史官“仓颉创字”。《世本》说：“诅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仓颉，黄帝臣”。以上记载正与考古学龙山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吻合，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应是中国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的开端。第三，如何看待古文献?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不能轻意否定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过去疑古学派的学者，认为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没有文字，不可信。他们几乎否认其合理的历史素质与核心，抹煞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这是不恰当的。今天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黄帝时代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编，其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应给予正确的估价。结合考古学材料我们应看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所记载的许多黄帝的历史功业，正是表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现已得到考古学家的证实。历代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先秦时期至少有以下十一种文献：《国语》、《左传》、《逸周书》、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庄子》、《管子》、《尸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代文献有以下几种：《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等。魏晋以后关于黄帝的有关记载就更多了，不必赘述。不过我们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左传》及其有关青铜器铭文记载相结合起来考察，可知黄帝的史事是有历史根据的，是可信的。黄帝应是华夏族的共同始祖，应是真实历史。黄帝传说的世系，即为秦汉以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之《五帝系》等书所宗。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器陈侯因敦铭文有“高祖黄帝”。说明黄帝真实，并非虚构的历史。《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因民。尧能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而野死。”与《史记·五帝本纪》所确认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上下相承袭的发展是一致的，这就表明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最近湖南慈利楚墓中发现竹简本《国语》，时间可定在战国中期之前，这就进一步增添《国语》黄帝世系的可靠性程度。银雀山《汉简孙子》十三篇佚文有《黄帝伐赤帝》的记载。“孙子曰：东伐(青)帝至于襄平”，“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由此可见黄帝四方征伐最后统一天下。孙膑《见威王》记其答威王问时，列举的“神农战斧遂”与“黄帝战濁禄”。其“濁禄”就是“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16]说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非历史的虚构。故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16](P20)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文献记载关于黄帝的历史，不能把它看成是神话。尤其是《黄帝四经》的出现，该书成于战国早期，是几千年来出土的翔实记述黄帝的第一本书，那当然黄帝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传说的人物了。在这里我们将《黄帝四经》与《史记·五帝本纪》一对照，便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是经过严格考察，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历史虚构、伪造。参考文献：[1]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J]．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2]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J]．上海大学学报，1984，(刨：刊号)．[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J]．文物，1987，(1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许顺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