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

《荀子》全书论说方面极广，张觉在他的《荀子译著》说：“纵观荀子全书，凡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语言学、文学皆有涉猎，且多精论，足以为先秦一大思想宝库。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荀子的主要观点是“隆礼重法”，“尊贤爱民”。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子思和孟子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和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古书“伪”与“为”相通，指心透过思虑、抉择而后作出的行动，特别是在经过学习之后，就叫做伪，也就是礼义），须要“师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对人的影响，才可以为善。荀子强调后天的学习。从哲学上说，荀子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天人关系上，荀子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肯定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自然运行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天有“天职”，人有“人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的人定胜天思想。既说明规律的不可抗御，也强调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继承孔子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于礼和师法的重视，坚持儒家“正名”之说，强调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主张“法后王”即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又由于主张“性恶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荀子成为后来出现的法家的开启者。另外，荀子在经济上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提出强本节用、开源节流和“省工贾、无夺农时”等主张。为以后历朝历代所遵守，至今仍有借鉴之处。在军事上，其核心思想是“仁义”，主张以德兼人，反对争夺。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而要做到这些，就要隆礼贵义，好士爱民，刑赏并重。此外，还论述了为将之道，如六术，五权等。《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由于荀子处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这使得他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批判和比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宇宙论、人性论、道德观知识论、教育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个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树。一、天道观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荀子•天论》）。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规律性出发，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发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荀子的这一系列富于唯物论性质的思想，在先秦诸子关于天道观的争辩中，独树一帜，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二、认识论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认识的过程是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维器官）进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体相结合。“心”（思维）是认识的重要阶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须“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虚壹而静”，也就可以达到“大清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以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提出了“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三、人性论在人性论方面，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质朴的一种自然属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表现为“铠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性恶》），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而人性的“善”则是后天人为（即“伪”）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荀子•性恶》）。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荀子•礼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四、礼论“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提出，“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礼”的内容虽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等等，实质不外乎“养”（“养人之欲”）和“制”（“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五、教育观荀子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这实际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观及“化性起伪”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他认为，学习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学不能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教育决定了人后天的成长，“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学无止境、后来者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并强调“学”的目的就在于“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诸经，应劭《风俗通》螳臂当车谓：“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地位比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但荀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颇为深广的影响，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悖论荀子是我国战国时代后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究竟归儒，归法，至今尚有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手对他的思想体系进行新的研究。经研究，我们发现他的思想体系存在三方面的悖论，第一、人性论中的悖谬：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始终把道德理性看作是人固有的、内在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失去道义的基础？由于荀子在理论上的跳跃太大了，结果不仅的、普遍的一种精神力量，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荀子自称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但他却提出了与传统儒家“性善论”完全相背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此为起点，首先他逻辑的导出“人之生固小人”这一令后世瞠目结舌的结论。这种“小人”的普遍品格是“言无常信，行无常真，唯利所在，无所不倾”的反道德人，并且强调人类天生如此，无待然而然，“禹桀之所同”。一句话，荀子把传统的儒家道德人性论来了个底朝上的翻转，将“善”彻底逐出人性之外，使人这个万物之灵成了“恶”的化身。这样，荀子就必然会遇到一个难解的理论死点：一方面如果你坚持儒家的立场，你就必须给予“善”一个肯定的地位；一方面你既然认定“恶”是人的本性，你就无法在人的内心世界给予“善”一个肯定的地位。荀子为了逃逸这一理论上的死点，保住自己的儒家立场，认识到还必须把“善”呼唤回来。但这么做时，他又遇到了理论上的第二个死点，即怎样让“善”回到被“恶”占据着的“小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当时的人们就质疑说：“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荀子的答复是：“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这就是说，“圣人”是一种特殊的“小人”，他们有一种别于常人的“化性起伪”的功能，是这种功能把“善”重新唤会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这里，荀子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同样是性恶的“小人”，“圣人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他的答复是”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这简直是在说“圣人”为“善”的动机是出自私利和私欲，可是出自私私欲而为善的行为究竟属于什么行为呢？我们说这只能是伪善，而为善仍然是恶！荀子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但为了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建立他的思想大厦，他就顾不上这些了，。既然只有“圣人”有，而绝大多数纭纭众生没有“化性起伪”的特异功能，那么“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伟大工作就只有由“圣人”去承担了，而大多数人也就只好被迫接受这种强制性的改造工作了。我们只想问，用“恶”的手段去强制人们达到“善”，是否会造成目的与手段的悖谬？是否会使他在人性论方面，而且在他的理论的其他方面都无法挽回地陷入到悖论中而不能自拔。第二、价值论中的断裂：“仁义”是儒家学派价值体系的核心。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学派认为，“仁义”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但却是一种“为仁由己”的自觉的追求，是一种道德自律，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在强迫。但是荀子面对着战国末期社会深刻的变化，看到孔、孟所始终坚持的“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根本无法实现对现实的改造，现实显然是在“恶”地推动下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动着。为了使儒家学派不至于为时代的运动所抛弃，荀子决定将原始儒家的“仁义论”改造成他的“礼义论”。他认为既然“人性恶”，现实中的人们就无法通过“仁义”之类的道德自觉去制止“争夺相杀”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急需一种超越道德之上、不可抗拒的外在社会力量，强制建立起一种人们彼此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