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考察报告

摘要：中国早期古建筑主要集中在山西省，该省大量的遗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建筑的发展历程，笔者从芮城到大同，经月余考察了山西三十余古建筑（群），在此基础上写就此报告。以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为思路，以所考察过的建筑为实例，阐述中国从唐代到元代的古建筑发展历程，侧重分析历代建筑史略、建筑技术、时代特征，并以所考察过的建筑作例证加以分析。关键词：山西古建筑；建筑史略；建筑技术；时代特征引言中国古建筑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木构架房屋为主，采用在平面上拓展的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区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建筑体系，其间经历了萌芽（新石器时代）、初步成型（夏商周）、基本定型（秦汉魏晋南北朝）、成熟兴盛（隋唐五代宋辽金）、持续发展后逐渐衰落（元明清）的过程。[①]其中唐代到元代中国古建筑技术上出现了许多突破性的发展，为建筑技术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1.唐1.1发展史略隋（581-618）立国之初和秦朝一样用民力过急，导致迅速覆亡，其建筑形态在短短四十余年内不可能产生大变化，故可归入唐论。唐（618-907）是继汉以后中国建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促使南北文化交融，北方吸收南方较先进的建筑技术，为历史上第一次南方建筑技术北传。[②]初唐时的含元殿仍用部分承重墙，次年的麟德殿只两山用墙，表现出发展的趋势，到武则天建明堂已经是全木结构。自高宗，武后（650-705）之后，唐木构基本定型，厅堂殿堂两种构架形成，斗拱与柱头枋结合形成铺作层，以材为祖的设计方法也已经基本定型。以后的盛唐、中唐、晚唐主要是踵事增华，更加完善、精密。[③]国内留存至今的唐木构只有四座，全部在山西，其中平顺天台庵和芮城五龙庙均有不同程度改建，只有五台佛光寺和南禅寺较好地保持了唐貌，故研究价值较大。而四座唐构中又只有南禅寺为中唐建筑，其余均为晚唐。初唐和盛唐建筑无存，只能靠其他间接材料作研究。1.2建筑技术唐代建筑技术的最突出成就是铺作层的形成和基于此的殿堂式构架的成型。斗拱在前代很大程度上只是挑檐构件，到了唐代终于发展成为成熟的纵架横架的有机结合点，成为梁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横架中的梁与斗拱发生关系，梁头甚至成为斗拱的华栱或者耍头，而顺身拱同时与柱头枋、罗汉枋、阑额一齐组成纵架，横纵架通过斗拱十字相交咬合在一起。层层叠上的枋栱也组成了一个围合的木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铺作层，利于连接柱网，使之聚合，意义类似于现代的圈梁。殿堂式建筑的三个水平层结构正是基于铺作层的形成，柱网、铺作层、屋架依次水平叠加形成整体的构架(图1)。同时在此基础出现了各种平面分槽形式。1.3实例分析1.3.1佛光寺东大殿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山西五台，七开间单檐庑殿图1唐佛光寺构架分层示意图佛光寺东大殿虽不是年代最古的建筑，但因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非常直接地体现了晚唐中型殿堂的形制而被称为“亚洲佛光”。佛光寺毁于会昌灭发，但灭法后不久便原址重建。虽处五台之外，但却为当时名刹，远在千里之外的敦煌唐代壁画亦对其有所反映。但随着时势变迁，寺院渐渐冷落，于深山中几无人问津，与台内众多佛院香火旺盛形成鲜明对比。但正因其香火稀少无人问津，无力大规模修缮，才保得住唐代原构，五台诸寺，已都是明清遗物，相比之下价值不可同日而言。图2佛光寺东大殿构架示意图图3佛光寺东大殿柱头、补间铺作东大殿为殿堂式建筑，平面为宋称的金厢斗底槽，柱网整齐，柱子有明显的侧脚和生起，径高比1:8.8，柱头抹圆，只用阑额不用普柏枋，同南禅寺大殿。斗拱宏大，材30×20.5cm，稍大于一等材，出跳1.98m，出檐3.36m，[④]柱头七铺作双杪双下昂第一挑偷心，下昂头用批竹形式，为唐辽特征，昂尾压在草乳栿下，已经异于早期长昂若斜梁的形态。补间减铺不减跳，五铺作不用栌斗。此补间做法为唐、五代、辽初期的普遍做法。（图3）整组铺作层高约柱高的一半，略同南禅寺的比例。内部分明草栿，明栿后尾出檐变成二跳华栱，支承下昂挑重，此法也略同南禅寺。草架八椽，四椽栿前后对二椽乳栿，平梁上只用叉手承脊榑，同南禅寺。铺作层和明栿组成的井干式木框十分明显，横纵交结在一起的木框牢牢地稳定住横纵两架，为上下柱网和屋架层的重要过度层。(图2)举折1:4.77[⑤]，小于南禅寺，但也是实例中第二缓之举折了。屋面用椽一层，阴阳铺叠，滴水用重唇瓪瓦，屋脊板瓦垒叠，为元之前的通用形式，异于明清筒脊。脊尾用鸱尾高3.07m，正脊中间火珠、走兽疑为后物。小木作方面，用板门、直棱窗，棱条断面正方形，异于南禅寺的三角形。平闇内槽升高，异于宋法式所见，方格较密，为唐宋特点。照片1佛光寺东大殿2.五代、辽2.1发展史略五代时期（906-960）中国再度分裂，战事频繁，建筑基本继承唐代。北方五代建筑以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为代表，其建筑留有浓厚的唐风。而南方十国时期（891-979）建筑自成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宁波保国寺大殿（1013）和福州华林寺大殿（964），还有肇庆梅庵大雄宝殿（996），虽然都是北宋初期建筑，但是其成熟的建筑手法不会是短时期能形成的，所以他们应该可以代表南方五代十国乃至晚唐时期的建筑样式。辽（947-1125）与北宋对峙南北，该辖区为唐安史故地，军事区域，唐中后发展较慢，在文化包括建筑上保存中唐以前传统较多，且辽为后进部落，故辽建筑保留更多的唐代传统。从释迦塔和独乐寺的立面设计模数可以证明。到辽末期，建筑上才出现一些受北宋影响的迹象[⑥]，例证是已经毁去的易县开元寺观音殿。2.2建筑技术五代建筑基本沿袭唐制，但五代建筑留存也极少，时关于建筑文献记载也匮乏，能从建筑实例中看到的五代建筑的变化最明显之处是平梁上除了叉手外还使用了侏儒柱。图4应县木塔结构层的斜撑辽代留存下来的建筑一般都较为宏大，如奉国寺、释迦塔、善化寺、华严寺等，这可能与契丹民族性格有关[⑦]。辽代建筑风格接近唐，但更显粗矿，异于同时期北宋趋向精巧的特征。随着建筑技术和对使用空间要求的提高，辽出现减柱做法，最早的例子是奉国寺。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架的发展上也出现一些进步，即混合式构架的出现：内外柱不等高但都有斗拱或多层木枋，组成高低不一的两层铺作，这较唐代等高的铺作层更有利于构架稳定，例如善化寺大雄宝殿。当然这种构架的出现可能是学习北宋的结果。详细分析见北宋部分。另外，此时也出现了一种具有空间结构性质的木构体系。典型代表为应县木塔、独乐寺观音阁。其中应用了大量斜撑，使木架在弦向和径向都得到了加强。稳定性超越了一般的传统木构。（图4）2.3实例分析2.3.1镇国寺万佛殿五代后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山西平遥，三开间单檐歇山图5镇国寺万佛殿横剖面、柱头铺作（下图为笔者现场手绘）万佛殿平面呈正方形，室内不设柱子，均如同南禅寺。檐柱侧脚，生起5cm，经高比1:7.5，比唐代现存所有建筑都肥硕，使得屋身异常细小，柴泽俊推测为后代锯断再用的结果[⑧]。无普柏枋，转角阑额不出头；斗拱用材22×16cm，四等材，七铺作双杪栓下昂，单拱偷心造，补间铺作悉如唐构减铺不减跳，但用栌斗，下疑有直斗。斗拱高与柱高之比为0.54：1，超过唐代的1:2，亦可能是锯柱再用地结果，非原形制。内部梁架特别之处是用两道大小不一的六椽栿，使梁架显得异常密集，另外便是平梁上除了叉手还用有侏儒柱。屋架举折1:3.45，为笔者按照已有测绘图量度所得，甚陡，比辽建筑还大，是为异常之处。照片2镇国寺万佛殿2.3.2善化寺大雄宝殿辽（具体年份不详），山西大同，单檐庑殿善化寺大雄宝殿筑于高大台基上，平面广七间深五间，有减柱，无移柱。檐柱经高比1:9.37，自檐柱心出檐3m，除斗拱出檐2.1m，极为深远。出檐：柱高1:2[⑨]（从图纸看似为不实）。有普柏枋，资料显示其上沿微凸[⑩]（梅庵亦然），惜未能看到。阑额出头垂直截去，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为辽特色。斗拱材26×17cm，契高11cm。比二等材稍小，皆用卷头造，补间栌斗高度减少，下垫驼峰，亦为辽特色，转角缠柱造（两侧加角斗），前后正间用60°斜栱，有利于减少撩檐榑净跨。举折为1:4，27.75°。构架属法式未曾提及的混合式构架，内外柱不等高，柱头上各有斗拱，组成两层高低不一的铺作层。如前所述，这更有利于构架的稳定。图6善化寺大雄宝殿纵剖面图图7善化寺大雄宝殿柱头铺作照片3善化寺大雄宝殿3.3.3佛宫寺释迦塔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山西应县。楼阁式木塔木塔用29.4cm唐尺设计[11]，唐风明显，平面八边，外五层内九层，总高67.31m，柱子向内、当心间同时侧脚，有普柏枋，斗拱根据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材分，约24-27×16-19cm，折合约一到二等材。如此大体量的高塔屹立近千年历经多次地震而依然挺拔，为一大奇迹，当中梁架的特殊构造起到了关键作用：梁架中应用了大量斜撑，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筒体结构（图4、照片4），而后者被认为是具有最理想的抗震能力的结构。[12]图8佛宫寺释迦塔剖面图照片4佛宫寺释迦塔3.北宋、金3.1建筑史略北宋（960-1127）立国时，唐的中心区域在五代50余年的乱战中元气大伤、图典丧失、使得唐文化大大削弱，但在南方及西南战乱较短，唐代地方建筑继续发展，北宋建国后舍弃长安洛阳而建都汴梁，更靠近南方，建设中需利用南方较高的建筑水平，所以南方建筑的一些特征被吸收到北宋官式建筑中。南方几座宋建存在较多与法式相似的地方，如保国寺保存的地方做法均在法式上有记载但在北方建筑中未见，而法式兼记一些南方术语，也可以侧面证明这点，吴越名匠喻皓入汴梁修筑皇家工程，也表明南方技术北传。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北传。[13]北宋在建筑技术上的成就最瞩目的应当是《营造法式》的刊行（宋崇宁二年，1103年）。法式高度规范了北宋官式建筑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北宋北方诸构都有异于法式，实例设计按照法式进行的不多，例如殿堂厅堂混合构架中，斗拱用材多按殿堂设计，梁栿用材多按厅堂等级。归结其原因可能有二，一为实例多处偏僻地方，法式影响较微，二为实例多为寺院建筑，而法式规定的是官方建筑。说明法式只用在皇家官建，流行并不是很广。所以法式可以反映北宋高水平建筑，但是不能代表北宋建筑全貌。而南方建筑保持了独立性并继续发展，形成体系，上溯唐中后期，下延明清，表明南方地域建筑相当有活力，且因对外口岸的特殊情况远渡日本，形成日本“大佛样”。金（1115-1234）灭北宋和辽，从较为先进的北宋掠得技术、人才，依照汴梁宫殿营造中都（北京），故官式建筑应是继承北宋，从岩山寺壁画可以看出其金代公式建筑趋向精巧华丽，基本是宋风，但同时也彻底失去了唐代风格[14]。3.2建筑技术自辽出现减柱法后，后来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同时用了减柱和移柱法。但匠师们恪守的原则是宁可改变椽架的长度，也要使内柱与榑缝对位，这样传力比较直截了当。图9宋代梁柱节点做法除法式里出现的殿堂厅堂梁柱作三种结构体系外，在北宋乃至辽金实物中还出现了“殿堂厅堂混合式”，特点在与它在具有一般厅堂式建筑内柱升高的特点的同时，在内柱柱头上使用铺作层，或在梁栿间对应于内柱柱头位置也使用铺作，于是形成了和内外两圈不同高度的铺作层闭合木框，比一般殿堂同高两层铺作更稳定[15]。实例如奉国寺大殿、保国寺大殿、善化寺大雄宝殿、玄妙观三清殿等。用材方面，宋面阔份值比唐多1/2，但大木构件截面份值并无多出1/2，故宋用材要比唐小，同一跨度可以用更小的材，是一种进步。斗拱的变化颇大：铺作中偷心造变成计心造，从转角加抹角华栱开始，华栱上加瓜子栱的计心造渐渐普及。因为计心造能产生更多的素枋，使得空间稳定性更强；法式成书之前补间铺作有用减铺不减跳的做法，成书后便消失，这是铺作完善的过程；此时出现了假昂，如晋祠圣母殿；扶壁栱多以一层泥道栱上架多层柱头枋组成，不用法式规定中的做法，这样使得铺作木框更牢固；斜华栱的应用，意义在于减少斗拱间木方的跨度，出现在辽，流行于宋金，特别是金。另外，构架节点多以斗拱为过渡处理，尽管此特点从唐开始便出现，但是在宋日臻成熟：1.梁柱节点做法有梁头入柱头铺作后作成华头子、出跳华栱、耍头、把头绞项造和梁头不入铺作，搭于铺作上充当柱头枋；2.梁与梁相接的节点多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