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读书笔记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读书笔记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1．对中国再统一的思考这次的统一是否是又一次所谓的“王朝更迭”？从探求根源到统一的历史传统（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中国特有的民族主义。历史上建立王朝的知识和经验，提供了各方面的操作方式。但随着它的控制的扩大，它很快达到了只有借助于官僚行政制度才能巩固和维持的程度。综上所述，过去建立王朝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容易具有期待和欢迎恢复中央集权的倾向。2．现代化的作用不同文化的民族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继承的制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结构的影响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对待现代化和利用现代技术。我们不得不采取结构论的立场，即中国社会建立在这样的古老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价值观根深蒂固，迅速的变化也难以很快地改变他们。中国的革命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建立新中国的最容易的道路，办法是在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的结构中，保持受过信仰熏陶的官僚集团和能使中国社会井井有条的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3．地方控制的问题由于必须吸收军阀时代的军队和官员，一度革命的国民党就成了机会主义和趋炎附势者的的不二选择，蒋介石则设法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现代军队和效忠他个人的追随者的基础之上。第二章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初期的成就——上层精英（领导层）的稳定一个潜在的分裂根源是党内精英（其实我还是更习惯称他们为党的领导人们）之间革命经历的多样性。虽然被更大的斗争团结起来，但参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组织的人同时发展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络和集团特性。另一个从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紧张关系的根源是处于顶端的中共精英之间不同的个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摩擦。2．毛泽东的作用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就以及1949——1957的一系列重大行动。总之，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有高度的使命感，都敏锐地意识到党的政策受到的种种客观限制，都有在“左”的冒进和“右”的保守的之间保持平衡的决心。3．苏联模式——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党的领导人1957年以后认清了与苏联道路决裂的必要形式，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许多苏联影响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4．巩固和重建，1949——1952年。5．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1953——1956年。6．调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1956——1957年。第三章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战后的恢复——目标在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制止一流的极度通货膨胀；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将实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础。第四章新秩序的教育1．背景：总体落后，个别地存在民国时期留下的“遗产”，共产党边区也有较新式的教育存在。2．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体系：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更专业化的分工。取消美国式的文科学院和美、英大学对学生特有的通才教育。苏联的制度宗旨在于早就数量更少的难以适用的文科毕业生，而培养更多的经过训练就能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3．50年代整体分析恢复与调整：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按苏联模式进行改造。一五计划的教改结果：高等教育体制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对专业化的新的要求是质量问题变得越来月紧迫。第五章党与知识分子1．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冲突介绍了30年代中期的上海以及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此时作家不能再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或按照个人之所见来批评现实；他们应该按照现实可能的情况和党与毛泽东所见到的情况来描述事实。还有1948年发生的反对萧军的运动。2．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确立，1945—1955年3．“百花运动”第一阶段：1956年。一方面，“百花齐放”政策给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和提高他们的本领；另一方面，也允许他们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和提高它的效率。第二阶段：1957年4—6月总结：反映了部分人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之坚持；“五四”时期传统的再觉醒。4．“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从整个人民众被孤立了起来，而国家因为有权利用就业问题、开展运动和劳动改造来进行恫吓，所以能很轻易地压制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取得的任何支持。第六章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毛泽东和斯大林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有隐患的。当代观察家中广泛流传的意见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着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并不完全准确。2．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之影响他（斯大林）认为让中、美两国在朝鲜陷入困境的时间再长一些是有利的。因此，他对朝鲜停战并不热心。斯大林后之中苏关系中，中国取得“平等地位”。此时苏联别无选择，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并获得朝鲜战争胜，加之苏联内部的派系斗争。3．万隆方针——和平共处方针此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认为中国在树立了它在亚洲内部关系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又开始在欧洲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不仅反映了中苏计划削弱日本对美国的信赖，也反映了中国国外和国内政策是温和的这一事实。第七章“大跃进”和延安领导的分裂1．综述：该时期主要变化基本上团结一致的领导演变成一件有深刻分歧的领导；从完全正当的中国共产党统治演变成远不能欣然被接受的统治；党员从相对地有纪律、有生气的状况演变成意气沮丧、半信半疑的状况；从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处理党内矛盾的方式演变成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准则的分歧。2.“大跃进”的根源——仿照苏联模式发展策略的一五计划所产生的问题和苏联相比，中国粮食供应不足，而且中苏两国共产党员成分也有差异。大跃进也脱离了实际。3．林彪地位的提高措施：巩固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稳固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帮助毛增强他自己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力量。4．整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变化及其原因：关心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接班人问题，死亡临近意识；“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发觉自己不能完全控制政策的基本方向。在谈到延安领导的分裂时作者提出的疑点：在实质性争端上，刘少奇周围的领袖们看来总是试图反驳毛，而不只是迁就他；公安机关消息的封锁；周恩来的作用仍不清楚，尽管他在所有这些年里都保持了高大的形象。第八章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一．背景1．“二五计划”之重要问题——提高中国农业增长率之前景背景：粮食供需矛盾不断加剧，农业合作化速度减缓。2．毛主席提出的螺旋式上升的生产指标……（方案）保证一年之内粮食产量翻番。但是，毛的慎重由于他自己鼓励各省之间在提高谷物产量上相互竞赛而被破坏了。二．“大跃进”的经济策略1．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三．中国饥荒的范围1．作者之假定：饥荒不均衡，是农业事件；即使是在农村地区，死亡也高度集中在有些地区。2．证据：在公布的资料中很少提到的饥荒一律是指农村饥荒，而不提城市死亡率；家畜的急剧减少证实了农村消费水准所承受的压力；农村地区粮食实际短缺；某些农村地区在整个1962年中粮食供应持续地处于饥饿水平表明农村生活水准所受的异常压力；农村市场食品价格涨幅惊人。四．党对饥荒危机之对策1．失误：对形势之错误估计；粮食策略之失误。2．陈云的经济策略——核心：只有更平衡的发展策略才能实现持久的恢复。更积极地运用价格政策；根据作物类型和区域间贸易的相对优越性提高农业生产的专门化程度；发展给农业提供化肥的现代化学工业；恢复正常集市渠道；大量减少投资并在投资结构中由重工业转向消费品和可以支持农业生产的重点工业品；在农业地区重新安置人口。3．工业政策——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对工业投资之控制。需要重视的是在减少投资同时，关闭了好几万建筑和工业企事业单位。造成一系列影响，企事业单位、建筑业劳动力减少，有权靠国家定量配给制度得到谷物的非农业人口减少；降低过大需求引起的通胀压力；关闭亏损工业企事业单位的行为增加了预算收入。引发对当今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之启示的思考。4．农业政策三．经济恢复，1963—1965年第九章教育的新方向第十章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一．“大跃进”中给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1．背景：“反右运动”中对具体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在“大跃进”中改变成了一般地反对智力活动。2．“又红又专”，重点是“红”：“大跃进”时期强调的是政治上可靠，而不是专业技术。二．在“大跃进”余波中对知识分子之放松1．评价：1961年开始持续到1962年的相对放松时期，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温和、比较宽容的两给间歇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前一时期抑制知识分子的副产品。2．文学界官僚主义犹存3．1961—1962年放松的独特之处：批评来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官员”三．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与原因1．提倡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因为担心思想文化及舆论会煽动对政权之反对。2．制止对其政策的批评，制止革命势头的减退→毛日益着迷于思想觉悟。3．实行“文化大革命”四．党的整风，1964—1965年第十一章中苏分裂1．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甜美的。2．在此时期中苏争议点之所在：苏联1959年在精英层和1962年在新疆少数民族问题上介入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性格之格格不入；力量与地位上之不对称，50年代前半期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之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第三国关系之协调上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