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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起源与变迁:马克思与诺斯的比较主要内容制度的含义制度的本质制度起源比较产权起源模型的一个解释制度的变迁比较李约瑟之谜与韦伯疑问一、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毕生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尽管诺斯曾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诺斯建立了一套与新古典经济学接轨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宣称自己超越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制度变迁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二、制度含义诺斯的制度含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约束”(例如规章和法律)和“非正规约束”(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马克思的制度含义制度不能仅仅归结为表现为社会普遍意志的法律和伦理范畴。完整的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层次之间,既具有原生和派生的关系,又具有互动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二、制度含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范,诺斯所说的制度,只是作为全部社会制度一个层次的上层建筑中的法定权利、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马克思和诺斯的制度概念的不同,与二者对制度起源和形成的不同解释有关。制度的起源诺斯是从亘古不变的抽象人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每个人均具有不同的以及变化的偏好、目标、目的和想法。社会、国家、企业、政治派别不应被理解为犹如个体行为人的集体。最大化——财富与非财富的均衡。有限理性——认知能力不足导致当事人无法完全准确地认识世界,无论付出多大的信息成本,最优结果都达不到,一般采用满意策略。机会主义倾向——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三、制度的起源人的自利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催生了制度。新制度主义者看来,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中就会发生欺诈、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磨擦,增加交易费用和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三、制度的起源假定人类社会一开始处于一种机会主义盛行、利益相互冲突的“霍布斯状态”或“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不会持久。缔约即建立制度可以产生一种“合作收益”或“合作剩余”,即大于不缔约时各方总收益的增量。这个增量开始是潜在的,人们经过多次博弈会发现这个增量,从而缔结合约,形成私有产权制度,跳出“霍布斯状态”。新制度主义者不仅用这种过程来说明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初起源,而且依据它来解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切后续的发展。马克思的制度起源马克思认为,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制度起源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血缘、宗法和人身依附为基础,个人并没有“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所谓契约自由。而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市场交易形式的契约自由成为经济生活中普遍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最基本的制度特征,也无法仅仅用自由契约来解释。马克思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杜撰。马克思的制度起源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由于个人抗御和利用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十分低下,为维持生存、延续种群,原始先民不能不在血缘联系基础上,以氏族、部落和公社的形式结合为共同体。共同体的存在是个人生存的前提,生产活动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因而个体与群体的利益是同一的,资源分配必然采取公共所有的制度形式。只是随着生产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生产力水平提高,才有了超过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存在逐渐形成了个人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的条件,发生了社会分工以及市场交易,导致共同体内部发生利益分化,产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不同形成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对经济资源具有不同的支配和占有权力的个人、集团以至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冲突。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阶级,为了在与其他集团和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中,维护有利于自身的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依靠自己在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建立起了被称为政府或国家的强力组织和法律制度,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源投入巩固和发展相应的意识形态。“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发展是由无数个体的选择汇合而成的。个人的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因而也就不能自由地选择由既存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此,不是先有了某种由先验的人性决定的个人偏好,然后人们在各自偏好的驱使下自由地缔结社会契约,从而形成社会制度,相反,是与既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其中最根本的是现存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规定着个人的经济权利、价值取向和选择空间。产权的原始起源模型产权并非是一个自然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史前,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没有私有财产。或因为生活在共同体内的人们赖以为生的动植物并非是稀缺的;或因为财产的共同所有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途径。产权的原始起源模型随着历史的演进,资源变得稀缺了,财产的共同所有使得为保护稀缺资源所耗费的成本显著增加,于是共同体便逐步瓦解了。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归共同体所有的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共同体内部人员开发利用资源的程度,随之便出现了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产权的原始模型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1967年当内在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将外部性内在化。内在化的动力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辟和对旧的不协调的产权的调整……产权的原始模型加拿大北部印第安部落土地私有权的产生:由于资源的稀缺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关。在18世纪早期,这些印第安部落之间通过划分狩猎区的方式逐步确立了获取海狸的毛皮的排他性权利。在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部落之所以没有发展起相似的产权,是因为建立私有狩猎区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而收益较小。产权的原始模型当内部化的收益变得大于内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内部化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经济价值的变化,而经济价值的变化又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新市场的开辟以及原有的界定不清的产权的变化。张五常和巴塞尔先后论证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只有当界定权利的费用与权利带来的好处在边际上达到相等时(也就是均衡时)才会产生。四、制度变迁诺斯主要运用的是经济人概念,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比较成形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确立了新经济史学。在制度变迁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的影响下,诺斯构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模型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形成新的均衡。四、制度变迁只要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的需求。这个模型运用的正是典型的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由于建立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上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制度变迁中的集团行为、非理性行为,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性这样三个问题。诺斯在其模型中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等更多的解释变量来丰富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诺思的国家模型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做交换。国家提供服务的目的是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但两者不完全一致,其矛盾是社会不能持续增长的根源。而统治者界定清楚产权会增加交易费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则会限制统治者对有效率的产权结构的选择。利益集团的行为是怎样形成国家行为的,诺思分析了代议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合作是怎样形成制度规则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解释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认为人的行为依赖的是经验学习,是依赖惯性行动,而不是靠计算能力。至于这种学习能力能进行到何种地步,还得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习惯等所谓信仰体系。从而将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演化并影响人的选择纳入了分析范畴,这显然比单纯的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更现实更具有说服力。路径依赖理论诺思认为,由制度所引起的报酬递增和信息的不完全是决定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变迁轨迹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上述两种力量和偶然因素决定了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理论正是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维度把握了由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所引起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社会的组织就是指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各个集团。正是这些利益集团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或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制度,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当然,“要设计充分考虑利益集团的行为、博弈者的理想改变和形成其最终选择集的方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政治模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李约瑟之谜与韦伯疑问:中国五千年兴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成就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领先的技术水平活跃的市场经济繁华的城市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世界经济千年史》: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一直是最大最强的经济。公元元年罗马帝国盛世与中国汉代即将到来的“光武中兴”,水平不分伯仲。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劳动力的水平就越高,而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城邦之间很少交易;中国尽管也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但市场规模远远大于欧洲,中国经济上升,而欧洲经济下滑。领先的技术水平17、18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水平世界领先。英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的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宋朝的钢产量达到15万吨,是整个欧洲的5-6倍。铁制武器比欧洲同时代的铜制武器更有杀伤力。中国在春秋时期的铁制农具比欧洲的木制农具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活跃的市场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管子》:“国多财则远者来”,孔子周游列国,劳动力市场活跃。范蠡“三聚其财三散之”——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史记.货殖列传》“论起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繁华的城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都城汴梁胜景,窥见城市的繁华。13世纪的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令马可.波罗这位当时以发达的商业著称的威尼斯人感到惊讶。“苏州之大,方圆四十里;居民之多,数不胜数”;而杭州“无疑是天下最优美而繁华的城市……任何一个见到如此庞大的城市的人,都绝不会相信可以找到如此多的食物来供养这么多张嘴”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奇波拉(1980)研究公元1000-1700年的欧洲社会,与中国相比,认为在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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