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摘要：佛教与书法两者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们同样都历经千年、饱经风霜，也同样坚毅不倒、不断成长。在此过程中，两者并不是独立进展而是相辅相成的。佛教，于两汉之际自古印度东来，几乎参与了大半个书法史的流程而书法作为华夏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所受佛教影响更是弥深。关键词：佛教；书法；融合佛教佛教发源于距今2552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按正式文献记载，佛教在汉朝传来中国，非正式文献记载的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到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极盛时期。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佛教传到中国后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在长达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进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佛教在中国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佛教文化的美学特征由历代的演变、发展，佛教文化已渗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最初是由汉代传入中国，历隋唐直至当代，中国无论哪个学派、哪位学者，无论是否信仰佛教，都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在建筑、雕塑、书法、绘画、图饰、工艺木板印刷、音乐等领域中，佛教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它启迪人的智慧，净化人的心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代表性遗迹如法门寺、龙门石窟等，概括其文化的艺术形式特征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宗教性。佛教文化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无不充斥宗教感情，如造像，“画家在画佛、菩萨时，没有表现个性的欲望，只有对画象的崇敬、景仰”，我国著名雕塑家李新民在创作渡海观音像时说：“从事佛教的画家、雕塑家，都以虔诚的宗教信念，观照佛教中的理想，塑造崇高的佛像”。这种创作的信念是设计的主导因素和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坚定信念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创作的想象力，从而产生出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等不拘泥于原有形式的独特造像。②思辩性。佛教思想体系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先后盛行有小乘、大乘等，它们各自又形成多种派别与体系，传入中国后，更与儒、道等传统学派相结合，使其博大精深。它的经文、偈语、典故，无不充盈思考的辩证性，一般可称为“禅意”。如禅宗思想在二十世纪传入欧美后，就对后现代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启迪。佛教的艺术利用了多种抽象或具象的形式去表达深刻的禅理，让人明心见性、扬善除恶，具有深奥的思辩性。③融合性。佛教从十二世纪起，在其原来的发源地印度，已逐渐消亡。而中国尤其是唐代以来，佛教发展走向鼎盛，并演化成中国以禅宗为代表的汉化佛教。这种汉化佛教与其原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是同中国原有的正统的儒家、道教相斗争、相融合的结果。佛教本身发展有两重性：一方面佛教思想及艺术形式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发展，如天台宗、禅宗等，而另一方面由于教义同中国传统结合过程中，产生与原意的偏离，而通过译经、求证又回到原有教义上去的趋势与过程。佛教文化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造像，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可以看出，从早期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风格转向修长秀丽、衣带飘逸的中国传统风格特色；本土化的佛教造像表情自然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所以说佛教艺术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种融合，儒、释、道的统一融合性是其典型特征之一。以上分析佛教文化中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由特征可以探讨对设计而言，有三个方面的美感体现可供借鉴：①象征美。所谓象征美，简而言之，即在日常生活和艺术创造中，借用一些具体可感的形象或符号，传达表现一种概括的思想、情感、意境或抽象的概念、哲理时产生的一种审美属性。其特点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某种类似，使被象征物的某一内容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现。如观音像“慈悲、雍荣”蕴含着救世的宗教情感，四大天王所持法器①喻义“风调雨顺”等。合理的象征性造成设计的深层语义，增加了创作的意味。②意境美。佛教寺院香烟缭绕、佛相庄严，本身构成了一种宗教的信仰意境。木鱼、梆子、晨钟暮鼓，更增加了悠远静谧的神奇美感。密宗的宗教仪规，禅宗的“顿悟”、“不可言”都蕴涵着这种神秘的深邃意境。意境“这个范畴源出于佛学，乃是无庸讳言的”[3]。宗白华认为意境是以万物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4]意境引导人生的感悟。象诗词一样，佛教的意境营造也具有净化心灵、激发情感思绪的作用。对设计而言，象征美可界定为“物境”的较低层次的美的感受方式，而意境美强调的是“心境”的更深层次的美。③融摄美。这种美表现在佛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调和性方面，即儒道释“三教合一”。佛教的文学艺术、书画艺术、造像艺术并非独树一帜，而是与其他文化形式相融合，如王维等人的禅味山水诗、怀素的草书，八大山人的画等等。融摄美是文化的和谐美观，也是突破文化定势的一种美学思路。借鉴传统，设计要从佛教文化的融摄美中，兼修并蓄传统文化的精神涵义，寻求人们共通的情感需要。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进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象形的造字策略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读音……我们的汉字，以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运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历经千年，不但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被磨砺的愈加耀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在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不是真正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以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地进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地进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进展。在汉代，西汉时隶书得到了进一步的进展，以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隶书的四大名碑——《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其中《史晨碑》又分前、后两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均未置书人姓名，此前后两碑两刻如出一手，书法端庄严谨，古厚朴茂，是成熟的汉隶，且刻工很精，用笔的轻重顿挫，表达的很清楚，极宜初学。到了东汉末年，钟繇再隶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他创造了楷书，当时的楷书还带有隶意，十分古拙。到了晋朝，二王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的一块丰碑，王羲之完成了对帖（尺牍）的总结！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天下第一小楷《落神赋十三行》更是况世杰作！到了唐朝，唐朝的书法是对前人的高度总结和完备的时代。唐初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再到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的汉字的进展也就此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字体产生。到了宋朝，苏、黄、米、蔡，宋四家更是将书法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明末的浪漫主义书风的代表王铎，更是魔鬼线条，奇异结构。书法与佛教在对书法、佛教和弘一法师都有了较为简单的系统的了解之后，我们就简略的探讨一下佛教与书法的融合与进展。首先，以佛教的传播来看。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它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古书法艺术。此外，还有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其次，佛法的佛性与书法的特性，铸就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如书法的汉字实用性助扬佛教的传播佛法。因为以印度最初传入的经文是梵文，必须经过翻译成中文，才能广为传播。大凡历史上传播经文的佛家弟子，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与书法功底，才有可能胜任此项工作。历史上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不仅历经艰辛，而且唐三藏善通梵文，传经翻译，名动朝廷就是实例。再有佛法的佛性与书法的特性都具有广泛性、人人普及性。佛法的佛性:佛法的基本教义有其先天的平等性、宽容性和包涵性，佛法的爱是无限的，这种理念符合所有人们崇尚和平，崇尚美好生活的愿望。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线条艺术，它能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作用和气势力量，即状物抒情性，与佛教的广布性、禅意入妙精神指导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佛徒与书家具有相同的参悟经历和感智意境。佛徒对佛经的参悟与书家对法帖参悟都要经历相同的曲折，才能悟到妙处，才能得道成佛。书法临帖孤灯静摹，徜徉在古人法帖释读感悟之中，虽然有些枯燥，虽然有些艰难，但每当书法技艺上有所突破，每当能感知书法前辈大师的作品意境而进入创作佳境，悟道得法后的那份喜悦和佛教中的佛徒大师何等的相似。同样高僧悟道为了寻求历代修道成就者们对于修行体验的直接诠释，修行参学则成了他们心性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练功课。中国书法艺术的升华正是因为有佛教徒的感悟教化和不断追求才有佛法与书法共同的切合。第四，书法和佛法一样，其最高境界也是一个“定”字。双方都通过静虑的策略，守其一“定点”，产生顿悟，而发出智慧的光芒。第五，由于书法与佛有许多相通之处，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僧人书法家以及与佛教颇有渊源的书法家。这里就列举几个例子，如：释智永，陈、隋间书法家，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山阴（浙江绍兴）永兴寺僧，人称“永禅师”。智永近承家法，远涉张芝，工于楷、草，其书法被称为是以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他的墨迹留存于今的有《千字文》和《归田赋》，其中《千字文》最为著名。八大山人，即朱耷，为明朝宗室，僧名传綮、刃庵、个山、个山驴、个屋、驴屋等。八大山人的书法风格，章草似索靖，行书近米芾。行草书均秀健清新，用笔方圆相兼，结体俯仰欹侧，纵横奇正，笔势相携，似散而不散，疏朗有致，并将秃笔的意趣加以发扬，形成为含蓄圆和的个人风格。王曦之字逸少，世称“右军将军”，山东琅琊人，与僧交好，曾为僧人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他草书、隶书冠绝古今，其手书《兰亭集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而究其内容，则充分表达出一种超然出世的佛教情怀。颜真卿字清臣，世称“颜鲁公”，其家学渊源中有着浓厚的佛教思想。其五世祖颜之推着《颜氏家训》，强调子孙要“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与僧皎然，熙怡等过以甚密，清人彭际清着《居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