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功即学问

试论事功即学问事功与学问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难以处理的命题。单从词义上看“事功”即事业与功绩，“学问”即系统或泛指的知识，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又引出了多层次的问题，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取其一还是兼取。最无争议的是兼取这项。中国古代哲人多未有以知识本身为好的，即使有能直接为人增加幸福的知识，也只愿意去施行来增进人的幸福，而不愿意空言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中国无单取学问的传统。至于后来南宋兴起的事功之学，更是在兼取的传统下的一种学说。争议之处首在轻重，轻重已分，先后也就不成问题了。对这个问题古人早有回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这讲的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这也是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举帝王之业，成为所谓的圣王，这倒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此前面的“学问”已经不仅是字面的意思了，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它应该一定意义上的等同于前面的“立德”与“内圣”，这样一来，不言自明学问要先于事功，学问与事功换言之就是一种知行关系，所以朱陆都言“知先行后”。然而圣王这种追求本来就是一种矛盾，成圣要天人合一，是出世的，而立功之王业无疑是要入世的，入世和出世的对立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一样，要在两极中寻求统一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要解决的问题。实现这样的统一起于孔子，而真正完成应该是阳明先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了这个矛盾，能够把事功和学问统一起来，对后来学人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事功即学问这一题要成立，还要再从王阳明处说起。王守仁，字伯安，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自28岁进士及第起，王守仁在仕途上一路亨通，但他并不以升迁为意，而是念念不忘讲学。除了古人所赞赏的“文章”、“政事”、“气节”、“勋烈”外不讲，仅在讲学这一节上也使他无愧于“全人”的称号。特别是其能统军征战，平定江西，擒获宁王，平定两广事变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和辉煌的军旅生涯以及斐然的政绩，都为其人和学说增添了传奇般的色彩。王守仁这样的人生或许是趋近中国人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的，我们不禁要问，阳明先生何以可能，这就要归结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了。我们可以看到王守仁的思想体系和周敦颐、程颢、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心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概念之上，王守仁对《大学》做了新的诠释，《大学》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无疑正是中国人事功与学问的追求所在，王阳明解释《大学》就是学做大人之学。关于“在明明德”王阳明说：“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关于第二条“在亲民”，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关于“止于至善”，王阳明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这样一来，三纲领实际上被归结于在明明德一条而已，这即是心的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从基本上，都同有此心。这就解决了人性的差别，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的弟子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的原因在此，而成圣之路被王阳明由三纲领归结为一条，而明德之本体即良知，故都归结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大学》还有八条目，是实质上的成圣追求之路，三纲领总结的“致良知”和八条目怎么合题呢？第一步“致知”，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致知”便是“致良知”，个人精神修养无他，就是顺着自己的良知去生活，把来自直觉的知识付诸实行。第二步“格物”，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所以他的格物不同于朱熹，不再是“剖析事物”，而成为“匡正事物”了，他认为人的良知只有通过匡正自己事务的行动实践而得到延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致知在格物”含义于此。接下来的两步是“诚意”和“正心”，王阳明以为，诚意无非是“正事”和“致知”，无诚意此两点绝办不到，而人不按良知行事便是没有诚意，故又回到了“致良知”，意诚自然心正，推来也无碍。最后四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前一项为后一项的前提，而王阳明认为，修身就是致良知，若不在“致良知”上下功夫，怎能修身，修身除去“致良知”也是别无所修的。因此，八条目也归结到一条，即“致良知”。阳明先生通过对《大学》的诠释，凿通其中差别，融汇出“致良知”一条事功和学问统一无碍的中国传统理想实现之路。然而，良知是当然的本体，但推致良知的功夫却绝对不能仅仅是“冥行”，如此，“致”本身也就兼加兼行而“知行合一”了。“知行合一”便成了“致良知”的基础和实践手段，而能是真正将儒家的道德本体落实到实践生活之中，使事功与学问，知与行，出世与入世等诸般矛盾得到综合。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又说“知行本体是合一的，不可分先后两事”，这就强调了知行二者不可分离的关系，以及反对知而不行的弊病。他认为知行是互相渗透的，“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这就基本上解决了知行关系和先后问题。言及此，我们还是要回到事功和学问上来，清人格言联璧中有“舍事功更无学问，求性道不外为文章。”，可见在阳明先生的影响之后，事功和学问已经在“知行合一”的调和下得成一定共识，以至于编入格言之书用于鞭策世人。我们就可以说事功即学问，在宋明理学的光辉之后，明朝亡国，明儒故老之后，经过乾嘉考据的沉闷，这种事功即学问的学统并未断绝，在近代和西方文化最强烈的碰撞中，它浴血涅槃，先后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等事功和学问都卓然者，他们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这种学统的影响亦将延续而见于今后。最后我们应该有一种回归，事功即学问源自孔学，是得孔学精义的，我们需要追本索源，来继承这种精义。孔子之学，惟有颜回言之最尽，曰“博文”，曰“约礼”。博文的广大在于六艺和诗书，后学各有所重故成各派，博文必归于约礼，于是有了朱陆之异同。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吾道一以贯之。”，然而孔子之后无孔子，孔学的规模变得狭小了，后学或精一能，或擅一技，未有一以贯之之能，只能专而精深了。要看孔学的全体，《论语》中此章能一览无余——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这一总旨，恰能调和文首所提各种综合的矛盾，也是事功即学问的发端，若能取孔子的广学共途，定能使实学光昌，大道宏通，人人能安而所得，人人能得到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