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导论-(11)

第十一讲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总体说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在倡导新的社会图景时，往往强调自己是人这一特殊的位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是人而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人只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为属世之物，如此而已。那些中古时代的僧侣好王侯，都以为自己是神而不是人，而人文主义者却不再是浪漫的梦想者，而是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生存之中，来建设好一个真正属人的社会。因此，他们在考虑文化价值的时候，就永远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为知识定位。甚至政治史本身，也好似一种可以用经验来加以判别的事物，应当考虑它的实际效用，丝毫没有任何幻想、错觉好愚妄。在文艺复兴时代起，历史就变成来人的历史，由清晰可辨的动机、目的和抉择所支配。用人文主义者的话来表述，就是：“我不想做上帝，我是凡人，要的是凡人的幸福”。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人是上帝的相象”观念对当时的政治好社会的影响。人间的规则是灵魂与身体的一致性，要竭力保持好身心的健康，防止心灵好身体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而这就是人与神、天使和其他动物、植物的区别。如果说人文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的话，那么像托马斯·莫尔这样的伟人肯定不会为了上帝的事业献身。然而同时，人文主义者通过拉近人和上帝的距离，把自己当成来社会活动中心舞台的演员，而圣经中所说的神法，则当作了用来建立人间政治秩序的核心的理论根源。在人文主义者眼里，人类好上帝是直接沟通的，人类所犯下的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根源，用罪性来把自己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是上帝的相象”这一观念实际上是摈弃来两个极端而取的中道，即人并非是神，因此一切把人神化的做法都是可笑并且亵渎神灵的；同时，人也不是罪犯，因此把自己无限制地贬低，也是谋杀自己生命力的罪恶之举。正确的做法就是，人可以模仿神而在世界上建立起“人间天国”，在此之中人为自己赢得尊严和幸福。尽管人间天国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当它成为市民共和国的代名词时，其革命的含义却是显而易见。人间天国和市民共和国――－都是用来否定中世纪君主好教皇的神光的。在当时的政治理想中，特别是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人间天国的概念就是人类自己的理想国。尽管这种理想距离现实的存在还非常遥远，但这却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个性的提倡不能不看作是人类自信和职责的表现。以别人的感受、快乐为中心，还是以自己的感受、快乐为中心，这是近代的民主政治同中世纪的贵族政治之间的又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反对离群索居、无所事事，这样势必让自己和别人都遭受愚昧生活的巨大折磨。另一方面，个性和社会公益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个人的业绩也是要看民意行事，个性只是用来反对中古政治对于人性发挥的束缚。人文主义者提倡用自己的眼睛而非统治者的眼睛来看世界，看周围，这样个性的发挥就意味着真正的创造性的发挥。是提倡创造一个未来还是墨守陈规、停滞不前呢？这就要看传统是否符合民意好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人文主义者只是把人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当作衡量事物的标准，这样就证明来中世纪体制的荒唐和不可避免的衰弱。米开朗琪罗所雕刻的大卫像，尽管是一个个人，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好生机，被看作是人类力量和征服世界的象征。人类的力量来自于学好知识。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探索学问，崇尚理性和从经验中得来的知识，正是人类摆脱愚昧的手段。他们反对玄思、抽象的结论，反对不学习、不工作，却要让一切都根据惯性任性泛滥的行为方式。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是人文主义者的一种行动宣言，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愚昧战争就是用文化的力量来挺进的。人文主义者希望借助这种有用的知识来充当振兴欧洲的有力武器，用它来消除宗教的权威。知识是人文主义者用来获得解放的手段和对虚幻事物攻无不克的武器。人文主义者亦主张爱人，即为别人、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爱人是人文主义者所共有的，他们反对动辄批判别人，这会让自己充满痛苦，也抹煞来自己以智慧著称的社会形象。能够爱人、并且拥有爱人的能力的人，愿意超越自己的利益为社会公益作出贡献的人，都会因为其品德高尚而获得社会的声誉，受到人们的敬重。一个人的爱的力量体现在经济独立、具有学习或工作实践，获得社会地位、荣誉，能自由支配自己一切等方面，者同强调个人奋斗紧密联系，反衬出那种根据地位、身份而自以为是，或以思想高度为诱饵、随意支配、奴役别人的行为的荒谬与可笑。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缜密的思维要远远好过极端的思维，即理性永远要比任性好。在感情上，人文主义者主张专一、道德，反对滥交朋友，反对任何人借用知识充当精神妓女的做法。（一）从浪漫主义到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者当然了解他们公开宣扬理性主义的吸引力，所以每逢机遇就常向人们宣传客观主义。这样，人们渐渐对世界万物的生成采取一种客观态度，视世界为人所创造所，人是命运的创造者，而是可以客观地研究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制造出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与神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传统看法形成鲜明对立。人文主义者特别怀疑浪漫的、神秘的英雄主义，努力区分自然与宗教之间的界线。科学主义确切地说正是从对中世纪宗教观念的批判中迅速向外传播的。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在宣扬科学精神的时候赋予了对客观经验的高度重视。他们的做法得到成功应当归结为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寿终正寝。面对枯燥的、僵化的中世纪文化的普遍危机，新思想的提倡者正确地把自己的创造力定位在提倡理性精神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他们无意与中世纪的僵死文化决一死战，而是这样的决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思。让那些爱咬文嚼字、爱跳骷髅舞、崇拜圣徒的裹尸布的人们去干他们所向往的吧。既然中世纪文化的一切已经败坏到如此地步，对此进行修补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不多作说明，新思想和旧文化的断层大家也能看个明白。在一个教会和封建观念陷入各种危机的时候，其实不过多地宣传，具有精神魅力的种子也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因此，对世界和人作进行的客观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精神魅力。在争取民众这一点上，注重实际和客观的人文思想总是要胜过空虚的、注重彼岸的浪漫主义。这种注重实际的实验方法吸引人们科学地研究世界万物，有时人们要用实证来对天地万物作出分析。尤其是在美术和医学解剖方面新的方法获得极大成功。中世纪的艺术存在比例不正、色彩阴暗等弱点，即使是哥特式神秘的建筑也只能感到人间与天国的不可逾越的距离感，只有透视法才能帮助艺术家们正确描绘世界万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艺术宣言是由伟大的建筑师阿尔贝第（１４０４－１４７２）１４３４年发表的“画论”中提出的，他是一个因政治原因而被放逐的佛罗伦萨富家子弟。他谦虚地表示要向工匠们学习，要向一切人学习。他向金属匠、营造匠、造船匠、鞋匠请教各种问题，惟恐别人的某些不平常的或秘密的知识自己不了解。他时常假装不懂以便发掘出别人的特长。”这位艺术家是昀早宣传透视法功效的人士之一，这时透视法刚刚由艺术家布鲁涅斯奇所发明。阿尔贝第把透视法应用于绘画和建筑方面，要求画家用二维来表现三维立体图象，并要求艺术家应具有光学、几何等知识。另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干脆把绘画称为一种科学，他说：绘画这门科学所讨论的是物体表面上的一切颜色以及由表面包藏着的物体的形状；涉及这些物体的相对远近距离；讲到距离渐增时物形必须缩小的各种程度；此外，这门科学是透视学之母，也就是科学之母。1科学理性主义首先在艺术和医学中得以提倡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领域非常实际，容易引1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21页。起人们的主义。医学的发展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人体被测量、被探究、被量度、被记录都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人体是一具异常复杂的机器，而中世纪的人们确不了解这一点。当法国医生让·斐纳（１４９７－１５５８）提出了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概念，打破古代巫术对医学的束缚时，人们对此不是很理解。但是，科学主义在医学上还是大大发展起来，即使是在宫廷之中，也因为它具有治病的实际功效而被人们认可。１６世纪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御医安德勒雅·维萨留斯著《人体构造》一书，是当时昀完备的关于人体器官的论述。１５３７年这位伟大的医生在帕雕亚大学创立了一个医学院，造就出一大批解剖学家，包括哈维这样的著名医学家。2这所大学后来成为欧洲昀著名的医学教育基地和宣传科学精神的场所。(二)从禁欲主义到承认人欲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了一种承认人的欲望的倾向。表面上看它起源于对非神学作品如古典希腊、罗马的文献的研究，但不久就变成了对世俗主义、现世生活方式的公开赞美。这样，承认人的欲望的世俗文化开始取代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城邦如佛洛伦萨、威尼斯等地，随着工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过上功利的现世享受生活，这为在文学、科学、思想、民族语言、美术等领域提倡科学精神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相当多的人们发现复兴时代已经到来，认为跳过“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就可以恢复罗马时代欧洲的光荣。另外一些人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们也感到中古文化在逐渐衰退和死亡。后一种人主要是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人们，那里贵族的势力较大，人民生活很痛苦，所以人们开始以崇拜死神的方式为旧文化唱挽歌。总的来说，对未来的向往和对死亡的崇拜都意味着人们不再对中世纪的文化抱什么期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新文化的曙光中。世俗文化刚开始时只是指一种艺术和文学的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不仅要表现宗教题材，还要表现世俗题材。即使是在涉及宗教题材时，人文主义者也把神拟人化，他们不再画基督背后的神圣光环。后来，世俗主义开始注意对民族语言的发掘，提倡民族语言的写作和翻译。这样，宗教色彩极重的、宣扬禁欲主义的宗教文化就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排挤了出去。各种新思想通过民族语言进行传播，与旧文化形成明显对立。各种古典哲学的流派在大学课程之中被介绍，从而打破教会的精神控制。世俗文化的宣传对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批新的教学课程诞生了。从十五六世纪起，拉丁文和希腊文作品的讲授，凯撒的作品、色诺芬的作品和荷马的作品都在学校中占有了重要位置。尽管世俗文化昀初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基督教，但总的说来，它是同基督教文化相抵触的。它的活力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它还能赋予面临死亡的宗教文化一种活力，而它的伪装更使教皇们也一度认为奉行宗教原则和正当地研究古典文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必须指出的是一些有名的人文主义者如托马斯·莫尔和伊拉斯谟都是具有多面性的：一方面，他们激烈批判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宣称忠于教会。托马斯·莫尔甚至因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献身。然而，研究古典主义同基督教禁欲主义背道而驰是不容置疑的。结果，人文主义变成一面新文化的大旗，严重削弱教会的势力。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是以禁欲主义的破产为基础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公开蔑视神学并尖锐攻击清修主义昀后终于引起了教会的怀疑。一些人文主义者走上公开批判教会的道路。十五六世纪，伦理学方面开始宣扬享乐、艺术和金钱是人类能够得到的当然权力，意味着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公开决裂。人文主义者对中古的建筑、艺术的风格不满，对中世纪城市格局也产生大规模改造的意图。新的伦理精神强调进取，反对中世纪的失望心理和听天由2同上，第222页。命的悲观主义。一种对人类生命关怀的精神诞生了，要比关心未来、关心灵魂得救的中世纪世界观来得更加实际。在文学、艺术、政治、诗歌和音乐领域，新精神得到迅速发展。在新伦理的影响下，意大利的商人，宫廷中的贵族和富裕的上层教士。都过起了豪华的世俗生活。英国贵族们学会了法国式的豪华生活，不再甘于简朴。由于新生活的花费巨大，所以金钱的重要性远非昔比。人们对挣钱的态度改变了，不再考虑它是否符合道德，而只要行得通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人们变得更加实际和功利了。在哲学、政治学领域公然承认人的欲望的是著名的学者兼政治活动家马基雅维里利。他的哲学对欧洲新豪门权贵贵族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成为许多贵族的必读书。马基雅维里教导说人的欲望产本能推动的，无法改变的，所以人人都有野心，必然投入权力之争之中。他提出个人的美德和公共美德之间是两回事，家的原则是爱，社会的原则是政治。社会繁荣不是靠私德来实现的。家长式的爱不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因为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冲突关系。政府的维持和延续是政治问题，民主的共和国只是一种理想，存在于人民没有腐败了的地方。君主制则适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