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辛德勇【内容摘要】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述说，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诗篇，用以鬻卖，明人胡震亨和清人赵翼始将其视作有关中国书籍施行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这一观点，经岛田翰、叶德辉、王国维等人阐释，现在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本文研究则指出，所谓“模勒”，应当如同向达、伯希和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实际是指勾勒，亦即影摹书写，与雕版印刷，本来毫无关系。由此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中，由字书、韵书等基础教育用小学书籍，到科举试赋的范本，再到儒家经书，是一条相互连贯的递进序列；社会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是促使印刷术由宗教及其邻接领域向世俗社会全面传播扩散之最重要的驱动力。【关键词】模勒雕版印刷唐代一、视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的由来目前，在中国书籍雕版印刷史研究领域，将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看作是有关中国实施雕版印刷的昀早文献记载，已得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成为一种普遍通行的说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见于元稹撰《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1元稹自署此序作于“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1，值公元825年年初。明朝末年人胡震亨，在《读书杂录》一书中，昀早将上述“模勒”元、白诗事，视作唐朝已盛行雕版印刷的例证2。不过，由于胡氏此书过去一向相对比较冷僻，除了在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有四库馆臣曾注意到这一见解，并赞许其“语有根据”之外3，似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而四库馆臣虽然留意到胡震亨这一考述，《四库全书》中却是列此书于存目，依然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因此，胡震亨的这一见解，并没有对后世产生太大影响4。清乾隆年间知名的史学家和诗人赵翼，在引述元稹这篇序文时，将“模勒”写作“摹勒”，这或属随意改动，或是所据版本有别，惟“模”、“摹”在此本可相互通用，不必细究二者孰是。赵氏具体阐释此“模勒”之语义，谓“即刊刻也”；并由此推论，当时或许已经行用雕版印刷5。后世盛行之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实际上就是由此引发其端绪。赵翼在阐释“模勒”一词时，虽然对书籍雕版印刷的缘起有所论述，但他毕竟没有系统研究雕版印刷史问题，所说自然还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影响。不过，日本学者岛田翰在眀治年间撰著《古文旧书考》，已经完全承用赵翼的说法，将其引入专门的版刻研究领域6。至清末叶德辉撰《书林清话》，全面论述版刻史各方面问题，踵岛田氏之后，亦举述唐人模勒元、白诗事，作为书籍雕版肇始于唐代的文献记载7。稍后到民国前期，王国维撰著《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诸文，开启深入、系统的版刻史研究时，复承用这一观点，谓此“模勒”，“自非镂板不可”8。基于叶、王两氏在中国版刻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地位，后世1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五一，页554～555。2明胡震亨《读书杂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十八年刻本）卷上，页711（子部第109册）。3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一二八“读书杂记”条，页1104。4案在今人研究中，大陆学者似乎只有曹之注意到《四库提要》中的相关记述，说见曹氏所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一章第五节《唐中说》，页23；海外学者当中则有翁同文，稍早于曹氏，也注意到了四库馆臣所评述的胡震亨这一说法，但翁氏坦承他本人尚且“未见”胡震亨说原文，见翁氏《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原刊《东吴文史学报》第七期（1989年3月），此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页2，页5～6）。不过，这些都已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了。5清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三三“刻书书册”条，页695。6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排印本）卷二《雕版渊源考》，页251（此影印本出版者竟效法明人刻书而改换名目之恶习，妄自将书名改作“汉籍善本考”，荒唐殊甚）。案岛田翰虽然没有言明其承用赵翼的见解，但文中所称述的“先儒”说法，明显是出自赵氏的《陔馀丛考》。7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一“书有刻板之始”条，页20。8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第七册）序，页353。案此序撰写于1922年。案刘声木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纂述的《苌楚斋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九“刘墉读书法”条中（页438），用“摹勒甚精”来描述写刻本刘墉诗集，说明在这一时期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模勒”（摹勒）一词来表述雕版印刷，这样的用法，对叶德辉、王国维这些版本研究者也会有潜在的影响。2论及这一问题，遂递相遵用其说，罕有异辞1。不过，学术界对于这样的解读，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看法。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出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书中在论述有关唐代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时，就没有提及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而是说：“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明白提到雕版印刷为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柳玭在四川所看到的雕版书。”2《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甫一面世，日本学者桑原陟藏，即在评议文章中特地指出，对于元稹提到的“模勒”元白诗篇一事，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卡特回避或是忽略了这一重要记载3。卡特在此书出版的同一年内，即不幸逝世，没有来得及看到桑原陟藏的文章，但是，美国学者善富（L.C.Goodrich，一作“富路特”）在卡特身后修订增补再版此书时（1955年出版），针对桑原陟藏这一批评，特地说明道，伯希和曾严厉斥责中日两国一些学者视“模勒”为雕版印刷的看法，认为这是对元稹序文的误解；因此，在获取考古学上的证据之前，还不宜将其理解为雕版印刷4。卡特在叙述伯希和对他撰著此书的帮助时讲道：“（伯希和）曾经细心逐章读过著者的初稿，……对稿件的每一页，几乎都提出了意见和修正，经著者推敲以后接受。”5据此，有理由推测，卡特在书中没有提及元稹这篇书序，决不是无意的疏忽或有意的回避，而是他信从伯希和的看法，根本不赞同将唐人“模勒”元白诗视作雕版印刷，1其昀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胡适作品集》本。案此书初版于1928年）上卷第二编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页201；又胡适（HUSHIH），TheGestOrientalLibraryatPrincetonUniversity，原刊ThePrincetonUniversityLibraryChronicle，15.3(Spring,1954)，此据《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9卷，英文著作，页468；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原刊《图书评论》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此据作者文集《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页30；傅斯年《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刊《国立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9月，页193；周一良《纸与印刷——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此文撰写于1951年，刊载于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页12；赵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原刊《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1952年12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页217；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一章第二节《雕版的发明》，页38～39；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第四章《印刷术发明的时期问题》九《白氏长庆集序》，页90～100。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第四章第一节《印刷术的发明》，页56；屈万里与昌彼得合著、潘美月订补《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卷二《源流篇》一《刻书之始》，页25；史梅岑《中国印刷发展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三章第一节《隋唐碑书与雕刻》，页41；邓广铭《隋唐五代史讲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邓广铭全集》第六卷本）第六章第三节《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普遍应用》，页179；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章第一节《版本的起源和发展》，页65；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现》之“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页52。2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吴泽炎中译本）第二编第八章《昀早的雕版书——咸通九年金刚经》，页53～61。3桑原陟藏《カ－タ－氏著支那に於ける印刷の起源》，原刊《史林》第11卷第1号，大正十五年（1926年）1月，此据《桑原陟藏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二卷，页99。4Carter,Thomasfrancis,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RevisedbyL.CarringtonGoodrich.NewYork,1955.p65.参据薮内清等译注日文本《中國の印刷術——その發明と西伝》（东京，平凡社，1977）第二部第八章《現存する最古の印刷書，868年の『金剛經』》，第1册，页114。5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之“序论”，页14。3无奈中国学者，似乎从来没有人留意过卡特的用意。中国学者向达，稍后也独立提出了与伯希和、卡特相同的看法，谓释“模勒”为雕版，其“文字诠释，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种文献及年代清晰之实物证据以前，不得据此即谓唐代在大历时即已有雕版印书也”1。向达此说，虽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但后来也有一些人，对此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如蒋元卿撰《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一文，亦谓：“欲以元氏之言，定刻书之始，在理论上虽大致可能，但在未有实物及旁证之前，不无可疑也。”陈登原在1960年写定的《国史旧闻》中，谓王国维以“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此恐不衷于是”。又钱穆在1962年也曾谈到，元稹所云“缮写”，“仅是传抄其文字”，而“模勒是依仿各处题字而模勒其字体”2。另如毛春翔撰《古书版本常谈》在讲述雕版印刷肇始问题时，谓“有唐一代，据我所知，刻书掌故，昀早见的，是在中唐之世，有例可举的，是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而没有提及较此更早的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显然，毛氏也不认同“模勒”为雕版印刷的看法。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一文所持态度，亦与毛氏相同3。又不知是否为受到卡特著述的影响所致，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出版之后，日本有许多学者在述及这一问题时，大体上都采用了与卡特相同的态度4；类似的情况，还有美国学者钱存训（TsienTsuen-Hsuin）等1。1向达《唐代刊书考》，原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年11月，此据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页123～124。2见李书华著《中国印刷术起源》卷首之《钱宾四先生序》。3蒋元卿文原刊《安大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60。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