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背景

新民主主义论》背景资料本文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全文为十五个部分。原因/面对的困难：本文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策由武力进攻转变为政治诱降和经济拉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倾向日益明显。在军事战线向共产党发动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也发动了攻势，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这些反共言论，不但破坏抗日团结，而且使广大群众对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为了回答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作出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阐述，说明自己对于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条件与前提：同时，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具备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的主客观条件。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两次失败、两次胜利的成熟的党。既有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又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既有土地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经验，又有“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经历了两次转变，即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和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变。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曲折而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深刻理解，使毛泽东有可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加以系统总结，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客观上，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战局相对稳定，这种环境使党和毛泽东有可能从事深入的理论研究，集中精力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近百年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历史特点作了详尽的阐述，全面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的具体内容。这些论述，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驳斥了企图在中国搞“一党专政”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教育了全国人民。《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全部认识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作，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纲领性文献，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通过本文的学习，能使我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进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从全面防御阶段转向全面相持阶段，抗战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主要兵力的进攻，另一方面对国民党进行诱降，而国民党也消极抗战，大喊fang共（被百度屏蔽了）。所以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对这个内忧外患的中国，针对“中国该何处何从”这个问题，坚定阐明了“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观点。《新民主主义论》写作背景（7）面对的困难：在军事上，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抵抗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的侵袭，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坚持斗争，给予还击；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破裂。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毛泽东指出：“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21]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反共摩擦，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建国的既定方针。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八路军采取了严正的自卫立场，进行了坚决的反摩擦斗争。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未果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一举解放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把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胜利转移至晋西北和太岳地区，与八路军会合。在晋东南，八路军重创来犯的阎锡山部一个师、两个旅。在太行山地区，为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立即停止反共摩擦，一致对敌。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对此，八路军给予了坚决回击，打退了顽军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思想战线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用三民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实现其“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此取消共产党存在的企图，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澄清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4月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揭穿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又把三民主义分为假三民主义、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和真三民主义三种。指出：真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争取的政策”[22]。对于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发表的“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所谓‘分歧错离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23]。此后到1939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围绕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理论进行了有力批驳。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真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强调“共产党人历来就反对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的企图与办法，而主张把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张与方法，在革命现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把它发扬光大起来”[24]。他认为真正地拥护三民主义，“必须首先严格地分别清楚真假三民主义；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政治纲领；必须实行和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25]。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专就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论述了两个主义的异同，并进一步强调“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才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26]。此外，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述，驳斥了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肢解和歪曲。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不仅正确阐发了对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澄清了认识中的误区，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精神动员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政治上的攻势，粉碎中间力量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澄清共产党内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为了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前途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系统地回答，明确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得以系统地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