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秦汉史史料

第三章秦汉史史料第一节概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称雄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秦二世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导致秦政权瓦解。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于汉五年（前202年）即皇帝位，此后一直到东汉覆灭，其间虽然有过激烈的政治动荡，但长时期保持了统一局面，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汉朝初年，统治者采取比较宽缓的“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武帝时呈现繁荣景象。“都鄙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西汉昭、宣帝时期和东汉前期、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战国时期相比，两汉的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牛耕、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兴办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赵过的代田法。亩产量有所提高，垦地面积日益扩大。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2，东汉和帝时有七百三十二万多顷3。商业和手工业伴随农业的发达而兴起。与此同时，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文化学术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史书的编写。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汉史著作的产生。秦始皇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曾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又加上立国时间短暂，因此，秦代没有留下可令人称道的秦史专著。楚汉相争，项羽入据咸阳，秦宫室被付之一炬，博士官典藏的图籍化为灰烬。汉高祖仍不大看重文化学术。陆贾常向他讲说《诗》、《书》，他斥骂说：“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讲述了一番古今成败的教训，他才改变了态度，告诉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4从此，最高统治者改变了对待文化学术的冷漠态度，越来越注意文化学术的作用。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此后西汉诸帝固守其法，时有修补。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史学似乎还来不及给予更多的注意。司马迁修《史记》，为一代史学壮举，汉武帝却没有直接干预。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继续崇尚儒学，同时，改变了西汉皇帝基本上不过问修史工作的状况，开始直接插手其事。班固后期撰写《汉书》，就是奉了明帝的命令。其它如《东观汉记》、《汉纪》等书也都是皇帝下令编写的。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史书的编写，其目的固然在于颂扬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但这也为撰写史书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撰史人能够运用中央政府收藏的大量图籍，搜集丰富的史料，把一些翔实的材料经过整理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史料的真实性。《汉书·地理志》详载各郡国的户口数字，如：“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在当时条件下，班固根本没有可能靠个人的力量作出这样精确的统计，只有看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能记下如此具体的户口数字。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进步，不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1《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3《续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五刘昭注。此数略低千西汉，当时地主大量隐匿土地，和帝时实际垦田数量不见得少于西汉。4《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它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加之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学术日益重视，又有前代文化遗产可资吸取和借鉴，于是逐渐培育出了一批学者，其中对当代和后世发生过较大影响的，如哲学思想领域的董仲舒、王充，史学领域的司马迁、班固，文学领域的枚乘、司马相如，农学领域的胜之，目录学领域的刘向、刘歆等，都曾著书立说，留下了有关秦汉史的史料。后来出现的秦汉史史料，也多受秦汉学者的影响。秦汉史史料，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就文献资料而言，有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史料范围扩大，种数增多。西汉时虽曾出现了《史记》这样的不朽著作，但史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它把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史书还没有成为一个门类，《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续太史公七篇》、《汉大年纪五篇》等，一律附于六艺《春秋》家之后。这一情况说明西汉史学著述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东汉时情况有了变化，史学著述呈现初步繁荣景象。史书类别比战国时期明显增多，在纪传体史书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史籍的种数也很可观，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一百九十六部，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两汉史。东汉以后，又有不少人致力于汉史的撰述，增加了汉史史籍的数量。晋荀勖据魏郑默《中经》更著《中经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列史书于丙部，在目录书中成为新的门类。这与两汉史史籍的增多不是没有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流传下来的仅寥寥数部。虽然如此，其史料范围的宽阔和丰富程度，也是战国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二）出现了史学巨著。秦汉王朝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远比前代优越的客观条件，史学巨匠司马迁、班固又发挥了自己的史学天才，分别完成了《史记》、《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嗣后南朝刘宋的范晔吸取前人成果，编写了《后汉书》，成为汉史史料宝库中的又一部巨著。据粗略统计，《史记》全书有五十二万多字，《汉书》有八十多万字，《后汉书》有六七十万字。其篇帙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三）纪传体是秦汉史史料最重要的体裁。我国古代史籍的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会要体等几种。编年体始于《春秋》，东汉荀悦著《汉纪》，晋袁宏著《后汉纪》，采用编年体的编纂方法，汇集了一些两汉史史料。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较为晚出。就秦汉史史料而言，上述三种体裁都不如纪传体重要。纪传体始于《史记》。《史记》采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冠于全书之首，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主，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用表格的形式谱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也有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的专篇。各个部分，分则独自构成一个体系，合则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这种编纂方法以“本纪”、“列传”为主，所以，称为纪传体。受《史记》的影响，出现了多种纪传体的两汉史，如东汉刘珍等的《东观汉记》，吴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娇的《汉后书》，刘义庆、谢沈、袁山松和梁萧子显等各家《后汉书》，都是纪传体的东汉史。人们所熟知的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也都是用纪传体编写的。纪传体成了秦汉史最重要的编纂形式。（四）秦汉史的重要史料基本上由私家修纂。秦汉是私家修史的时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有志于编写一部包括秦汉史在内的古今通史，愿望没有实现便死去了。司马迁继承他父亲的遗愿，独力完成了《史记》。他也曾做过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搜集史料，主管星历之事。这一职务有利于修史，但修史并不是职内的事情。他撰写《史记》是子继父业，完全出于个人的决定。《史记》所书终于汉武帝中期，后人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缀集时事，相继撰续，止于汉哀、平年间。班彪认为各家续作言多鄙俗，刘歆、扬雄又美化王莽政权，误后惑众，不足以踵继《史记》。于是他依靠个人力量，“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5，班彪死后，班固回到家乡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直到此时，《汉书》也是处于私家撰述的阶段。后来明帝才加过问，让班固写完《汉书》，《汉书》的编写工作始与官方发生了联系。范晔撰写《后汉书》的起因，据《宋书·范晔传》记载，是他遭贬黝后，“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可见，《后汉书》全然出于私家著述，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私家修史，摆脱了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在史料的取舍和达用上，可以减少一些顾忌，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班固后期修《汉书》，虽然承命于明帝，但撰写工作仍然是由个人担负，国家没有设置严密的修史机构，与唐代以后官方修史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既使作者能够利用中央政府的图籍，又不致于产生过多的忌讳，影响史料的价值。有关秦汉史的文献史料大部分出现在两汉，一小部分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后问世的不多，史料价值也不很高。由于秦汉史史料大多出自当代人之手，或由接近秦汉时代的人所记录，因此，这些史料比远离秦汉时代的人的追记更为可信。秦汉史史料产生时代的久远，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秦汉的书写材料以竹木为多，缣帛次之。这就使当时问世的秦汉史史料非常不易于流传和保存。另外，这些史料，或者由于内容的不足，或者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异和社会条件的不利，很多都散佚了。前面提到的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的东汉史部著作一百余种，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还不到十种。而且现存的少数完整的史料，屡经抄写刻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给使用这些史料带来不少困难。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对秦汉史史料，常常要做辑佚和校订的工作。第二节基本史料（一）《史记》一三O卷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前后。《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6。此后记事应是后人的搀入。如《司马相如列传》引述扬雄的话，显系后人窜入。据司马迁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但后来有散佚。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凡属“褚先生曰”的文字就是他的补作。在利用5《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6《史记》记事下限有三说，一曰终于元狩元年，一曰终于太初，一日终于天汉。主张第一说的有清人崔适，其说详见《史记探源》。主张第二；说的有清人梁玉绳，其说也言之有据，详见《史记志疑》卷三十六。主张第三说的有刘宋裴牺的《史记集解序》、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后序》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序》，此说根据薄弱。《史记》的史料时，应明了这一情况。《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略于先秦，详于秦汉，一百三十篇中有七八十篇属于秦汉史史料。这些史料，无论对研究秦史，还是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都是珍贵的材料。《史记》本纪部分记载秦统一全国以后一段秦汉史的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七篇。《秦始皇本纪》围绕秦始皇、秦二世的行迹，记述了秦削平六国的经过，以及统一全国后所推行的各项政令，反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初建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失为研究秦王朝兴衰过程的一篇重要史料。司马迁修《史记》已经苦于见不到象样的秦代史料，今天也拿不出比《史记》更原始和更系统的文献史料。在这种情况下，愈加显出《秦始皇本纪》的重要。见于《史记》其它部分的秦史史料，如《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和一些零散片断，虽然也足资治史者拾，但一般地说，它们对《秦始皇本纪》只起一种补充的作用。《项羽本纪》和高祖、吕后、文、景四篇本纪，是从项羽、刘邦起义反秦，历经楚汉之争，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工年）的编年史。比较各篇内容，以《孝景本纪》最为疏略，很可能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孝武本纪》，裴《集解》引张晏说认为是褚少孙的补作。其实，通篇文字基本上是从《史记·封禅书》移植的，内容与司马迁亲手撰写的几篇本纪截然不同。《封禅书》今天尚存，《孝武本纪》的史料价值也就无可称道。《史记》的世家和列传，记载了一批秦汉时期的重要人物。每一篇世家和列传，就是一篇研究历史人物的专门史料。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时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其中不少人物，如吕不韦、李斯、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韩信、叔孙通、贾谊、晁错、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等，都从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对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世家和列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