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方言形成的原因

1客家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究竟怎样形成的？当代语言大师王力先生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据一九一二年梅县焕文阁出版《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载。“客民本中原汉族，皆河南光山、固始之民。”唐末因战乱“移徙客家人于汀赣之间”后转到广东，到了宋末，梅县一带旧是过客族，“遭元兵屠戮殆尽”，待元乱已定，复由洒赣之间“转徙于梅”。清诗人黄遵宪《梅州诗传序》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守其语言”属什么语言？清语言大师章太炎先生《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氏（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林海岩《客说》“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可见梅县客家为汉民，客话渊源，自然属于中原先祖口语无疑，所以客家话保存了大量上古和中古语音。黄遵宪说：“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见《梅州诗传·序》）。由于社会动乱，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在经过长期流徙以后，这批被称为“客人”的中原汉人最后定居于梅县地区，其所操的语言慢慢对发展成为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定型下来，形成一种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纯洁的、活泼的和丰富的客家方言。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地貌地形结构上，它可以限制人类活动的范围,进而影响文化区域。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作用.《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就论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区域的发生作用。与客家文化的生成一样，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客家方言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考察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也好，探讨客家方言的形成也罢，如果离开大本营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必将无从谈起。粤闽赣三角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叠山丛障，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这一区域的共同特征，也是客家文化地域特色形成与客家方言形成的空间条件。对此，王东先生在《客家学导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文化的生成的作用分为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对客家方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方面是：在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客家大本营内部，虽然中有南岭之隔，但自古以来，不论是由赣南，还是由闽西出发，进入岭南的通道都有数条。这些通道不仅把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地区在地理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为各自人民的相互迁移提供了条件。而大本营地区纵横交错的山脉，却把这一地区从总体上天然地分割开来，从而使这里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这一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保证。许多客家民间歌谣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客家文化与这种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所谓“乱世好读书，盛世好习武”等等。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但是，联系到客家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等重大政治事变，很少波及到这里，从而有“乱世好读书”之说；而在天下太平之时，出于健身、防备的需要，则必须习武以自强、自卫。长期以来，以客家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很发生变化，周边的闽海系文化和广府系文化之所以对客家文化很少发生影响，客家民系之所以在总体上能够持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并把自己与周边的其它民系迥然地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结果。正是粤闽赣三角地区这广袤的山地丘陵地带，相对与外界隔绝，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客家文化乃至客家方言的产生与初步形成的先决条件，同时又因为这片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家方言受周边的语言文化影响比起其他地区的语言要小得多，客家方言因此进一步发展与定型、成熟。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地域文化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的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同是宋元时的中原移民到赣地成赣人，到闽地成闽人，到客地则成客人，而经广东省南雄珠玑巷的古梅关的数百万人到粤地则成了广府人。也难以解释许多原来自客地的移民到了闽地，成为闽人，而原来自闽地的移民到客地，则成了客人这样的事实。方言的形成也是如此，客家方言它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族成份的汉语方言。客家先民原为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的战乱、饥荒，很早就开始从中原从长江以南迁徙，到北宋末年，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徙到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处，形成以赣江、汀江、梅江流域为中心的连片区域。地理环境由宽阔的平原变成了偏僻的山丘林地，原有的麦作文化变成了盆地的稻作。这群社会生活共同体与中原汉人隔离疏远，与当地原住民却往来密切，共同开发了这片山区。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更和客土文化交融下，这一群体的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有独自的变化发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不与中原汉语发生相同或同步变化的现象，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终于演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即客家方言。历史上，闽粤赣三角地区曾是百越居地，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北宋以后由于大批中原汉人来到这一地区，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多迁往他地，少数留下来的，也躲藏了偏僻的深山老林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优越于原住民，人口上多于原住民的南迁汉人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他们的语言的以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客家话更接近北方汉话。同时又吸收了本地原有方言，如客家方言中有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就是向百越族吸收过来的。在亲属称谓上，客家方言有“娓”表示女性长辈，如“伯娓”（伯母）、“舅娓”（舅母）、“叔娓”（叔母）。这个“娓”字是客家土俗话，读“尾”音，在汉文辞书中，“娓”字并无“母”意，但却在侗-傣、苗瑶语族语言中找到来源。又如客家方言的一些语序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成分之前，如公鸡、母鸡、热闹、客人、喜欢，客家方言却将修饰语放在后面，说成鸡公、鸡嬷、人客、欢喜。这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序是侗-傣、苗瑶语言的固有语序，这说明客2家方言中的语序倒置是受百越语影响的结果。但同时客家先民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份。接近其他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养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养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的养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的养分。邓晓华先生进而认为，不仅客家方言与古汉语有差异、有变化，就是同在客家方言内部，不同客家地区的客家方言也有不同，而这正是区域环境与文化在起作用的结果。《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客家话分为八个区：粤台片、粤中片、惠州片、粤北片、汀州片、宁龙片、于桂片、铜鼓片。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根据1949年以前的行政区域，并未根据语言学标准。因为客话内部差异较大，对这种差异做语言学的分区，可以县为单位，即使用几个声韵调标准在县行政区内做方言分区，划分出来的结果应和文化区重合的，即方言区与历史文化区重合。若对超过县范围的客家地区，做大的方言区片划分，则很难使用几个韵调的标准来划分。首先，客话全面调查材料很少，点的代表性很难确定。学界长期只注重梅县话，忽略闽西客话的地位。汀州片很重要，历史上是客家形成的“走廊”，史家称之为“摇篮”。据我们对这地区的调查，州府长汀并不能代表邻县客话，例如连城，隔座山就是一种话，而且县内、乡内竟不能通话。同县客家人通话要使用国语，语音内部差异很大。有的学者将入声有无做为客话分区的一个主要条件，事实上，这个条件不过用于给客话做大的分区标准，如汀州片长汀话，城关话五个声调，馆前乡话仅四个声调，但长汀南片话则有六个声调。长汀邻县连城话城关五个声调，姑田赖源六个声调，而文亨（距城关1.5千米）、新泉（连城南片）、四堡（连城北片）则有七个声调。这种语言特点的布局是犬牙交错的，不可能使用同语线在超出县的范围做方言分区。而现在发表的客话论著往往把长汀连城城关做为代表点，认为长汀、连城客话没有入声，这显然是错误的观念。形成客话这种声调多少的格局，很难找到什么理由，纯粹是地域性双异现象，这是客方言“地方化”的结果，使用艾伯哈特解释中国文化的双异性和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化”的理论，来解释客话地域差异是很恰当的。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闽、客语民系同样面对整体性与地方性的问题，解释这种文化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闽、客文化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闽、客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移民因素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与融合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所以，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提供佐证。客家方言的形成同客家先民及其后人即客家民系的迁徙历史密切相关，是其一大特点。现有的客家迁徙史研究，侧重在史料钩沉。但因史料严重不足，已停滞不前。今后的努力，固然可以继续翻检史料，特别是发掘地方史和民间谱牒一类的野史，同时也要设法另辟门径。本文即是这样一种尝试，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形成年代作语言学推断。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因迁徙而形成新的方言，客家话最具典型性。当人们脱离故乡母语的环境时，便脱离母语发展规律的制约，开始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受新的条件、新的环境制约。不论是逐渐的扩散，还是集体向远方迁徙，都会跟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不同民系的不同方言接触并相互影响。规律也好，制约也好，影响也好，最关键的是文化的优势与劣势。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优劣”，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同步的文化的优劣。相互影响的结果，总是文化占优势的和人口多的语言影响或取代了文化占劣势的和人口少的语言。客家祖居中原，世属汉族，原来并没有客家存在。仅仅由于早年自北而南的迁移，才形成了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换句话说，就是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是中原汉族的一部分南迁流亡的直接产物。南迁流亡贯穿着客家方言问题的全部。客家方言的形成史，也就是汉族先民远离故土向南迁移的流亡史。客家方言就是在南迁流亡途中形成，在定居以后巩固下来的。客家人在它还不是客家人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本是中原汉语。正如上文所述，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到达江西的大量移民挤满了江西的北部和中部，他们自然而然要在语言上占相当的优势，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就是今日客家方言的先声。但这时远不是客家方言，必须等到唐末五代及其以后的历次战乱把这些移民的后裔逼入赣南、闽赣以至闽粤赣山区，才逐渐形成客家方言。因此，对客家方言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中唐安史之乱引起的对江西的移民，唐末及后来的乱世只能说是起了催化作用而已。而北方一带又迭遭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混化，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又有了变更，结果，客家话便另外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南北各地的语言，都有些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在宋朝末年追随帝丙南迁广东的。他们语言中的声母系统，最迟在宋朝末年已经形成。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总之在客家话里，尽管有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