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白居易的仁爱精神

杜甫和白居易的仁爱精神比较【摘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恪守儒家思想，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条，渴望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两首诗充分体现了他们对黎民的同情，寄托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关键词】《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制布裘》；仁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对于国家，对于百姓，他们坚持并信奉着儒家教条。他们时时关注朝堂形势，既为政治清明，国家升平而欢欣鼓舞，也为连年战乱，黎元流离而叹息悲痛，他们的诗作，或是讽刺时事，直接痛斥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或是哀叹民生，同情百姓的不幸遭遇，或是吟咏田园，侧面反映农家生活的平静，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题，都激荡着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其中以杜甫和白居易为典型。一、儒家思想对杜甫和白居易的影响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的诗人，对于辅佐王业，治国平天下这些儒家政治观念，很多诗人在理想遭受挫折的时候，或是归隐田园，不问世事，或是灰心丧气，以酒自娱，但是杜甫却坚持“老大意转拙”，经历磨难却仍不改初衷，用自己坎坷的一生诠释着儒家家国天下的精神。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却又遇到“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时代巨变，接触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虽然自己身份不尊贵，地位不高贵，甚至有时还要为了衣食而奔波，但是却还是为天下人民所忧虑，这种精神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白居易是继李白和杜甫之后又一位不朽的诗人，他之所以为后人所牢记，所学习，不仅仅在于他优美的诗句，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他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虽然佛教和道教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代表着他的思想主流。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着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他的创作无不表明了这一思想。《新制布裘》这首诗可以说是他兼济天下的最好诠释。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新制布裘》的写作背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伤与贫困的作品，写于上元二年（761）秋八月，此时，安史之乱还没平定，关中地区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历经坎坷，被俘又逃离，为官又弃官，颠沛流离三年之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草堂，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并且靠着好友的帮助，过上了稍稍安定温饱的生活。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十分满足，时时探幽寻胜，以诗酒自娱，但是这种表面的闲适，却不能掩盖他的贫穷，更不能冲淡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时至八月，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草堂上的茅草，屋漏偏逢连阴雨，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衰老贫困的诗人从浪漫的隐居生活中清醒，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篇。与杜甫坎坷飘零的遭遇不同，《新制布裘》是白居易元和初年的作品，此时他决定应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由于准备充分，白居易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被视为当时最有卓越见识，肩负未来大希望的人。《新制布裘》既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三、苦身利以利人与推身利以利人的比较《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的内容可以分为四节，前面分别写了八月秋风卷走作者辛苦盖起来赖以生存的草堂上的茅草，不仅如此，南村群童当着作者的面抱走了茅草，使作者重建的愿望落空。正在这时，天际乌云汇合，一场大雨转眼而下，作者看到多年未换的布衾冷的好像铁一样坚硬，娇妻弱子在湿冷的环境里挣扎，不由得痛彻心扉，更联想到国家战乱未休，残破不堪，更觉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在最后一节，诗人不由自主的幻想“安得大厦千万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这里，诗人一反常态，用七字句加九字句的方式，把自己寄满希望的场景表现了出来。作者衷心的希望大庇天下寒士的愿望能够实现，即使自己还是住在破房子里冻死也心甘情愿。作者在诗中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对于这种情感，前人已是倍加赞扬如清仇兆鳌谓“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清邵子湘赞曰：“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当人在温饱安逸的时候，能顾虑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已是难得，更何况连自己都不能顾全，却还能宁愿以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为了利国利人的愿望，这种情感，超出了一般士人的境界，难怪会被后人所赞扬，所称颂。《新制布裘》这首诗首先写了用“桂布”、“吴棉”做成的布裘有多么的温暖，即使是在“严冬月”，也能保持身体温暖好像置身于春天一样，对于这样的衣服，这样的生活，作者当然是满意的，但是诗人并不就此满足，由于心中时时以天下百姓为念，故在“中夕”的时候，诗人依然不能安睡，而是“抚裘起逡巡”想起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大丈夫处世当利国利民，怎么能够只为自己一人而苦心经营？所以，诗人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发出“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呼喊。作者由自己一身饱暖推而广之，联想到天下人，这种精神比起那些只满足与一己之私，不管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要高尚不知多少倍了。这两首诗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穷苦人民的可贵的同情心和深厚的感情，都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宋黄彻在《巩溪诗话》中这样评论“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大厦千万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少陵为难。然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之辜也。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意，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忧。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宜缓也。前者倡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亦。”这句评论未免不太精当。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杜甫在写这首诗是生活很困难，有诗为证：“艰难昧生理”，“迢递来三蜀”，杜甫是历经坎坷才来到蜀中，在蜀中，吃住都极为困难，不得不依靠亲友的救济度日，“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一旦“厚禄故人书断绝”便会“恒饥稚子色凄凉”。困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物质方面，令杜甫更加担心忧怀的国家战乱依然没有止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为贫困的人民大众，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为别人的命运而担心。这种精神品质，收到了很多人的称赞，萧涤非先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了杜甫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只要不幸的人们都能过着温暖的生活，那即使他独个儿冻死，也觉得心满意足。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洁高尚的品质，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金启华先生赞扬此诗说：“这是何等的胸襟，历来为多少人所赞叹！”；黄肃秋，虞行先生认为“诗中体现了诗人舍己为人的博大胸怀。”我们再来看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虽然诗中同样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感，但是此诗是诗人在生活安逸的背景下写的，自己衣食温饱，没有生活的忧虑，推而广之，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是推身利而利人，此与杜甫的不爱一身而爱天下相比，感染力明显不如后者，打动人心的程度也明显不如后者。但是，无论如何，杜甫和白居易作为封建时代正直的有良知的文人，能够超越个人狭小的范围，关注百姓，关心天下，这比起些那贪官污吏，不知民间疾苦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具有人民性的，值得赞扬的。【参考文献】【1】宋黄彻《巩溪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吕慧鹃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