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的政府制度理论与国有资产管理

2019/8/281Ch3实证的政府制度理论与国有资产管理1、什么是实证研究2、公共选择理论和国有资产管理的实证范围3、财政政策与国有资产管理政策2019/8/2821、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实际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改变或调整这种状况。分类：一是经验实证研究（是什么），通过观察、感知能够直接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如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国有企业的数量等；二是理论实证研究（为什么），回答经济现象或问题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原因。如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什么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2019/8/283刘瑜：《极权政治如何将“恐惧”变为“热爱”》，《读书》，2015-1.《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则否。不难看出，这些故事里充满人性的丑陋—亲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旧交的迫害。除非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苏联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苏联人，不是另外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国民—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环境在这种人性败坏中所起的作用。2019/8/284这与一个永恒而无解的问题相关：“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陷阱，因为它假定了人类存在着一个固态的、统一的本质，而事实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2019/8/285或许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恐惧如何转化为信念。概括而言，这个理论认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们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东西）。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一致性。2019/8/286就极权政治中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一理论的恰切之处在于：极权政治通过制造恐惧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这种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也就是强化信仰。这一“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诱导服从范式”（inducedcomplianceparadigm）。2019/8/287因此，通过“认知冲突理论”，我们隐隐能够看到“耳语者”这座冰山之下的整个政治逻辑。政治恐怖导致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世界观改造”，世界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恶变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恶强化政治恐怖—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之间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种恶循环的漩涡式流动就构成了《耳语者》描述的世界。总而言之，极权政治之所以成为极权政治，不仅仅因为它能够系统制造恐惧，而且因为它能够将恐惧转化为热爱，将消极顺从转化为积极参与。2019/8/288理论实证研究方法：规律假定——数据搜集——计量检验。如“地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与创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基于国际数据的研究”、“社会保障水平与全民创业”。用来解释经济现象。2019/8/289实证分析的时间序列：事前：预测，如利用OLS估计；事中：对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事实进行客观的分析；事后：新经济史研究，揭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如《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国经济史》等专著。2019/8/2810中国经济史专著《中国经济史》（侯家驹）：一元时代的政治趋于专制，经济趋于统制，社会趋于管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解决基本的产权与人权问题，而这正是一国经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杨小凯）。2019/8/28112、公共选择理论和国有资产管理范围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集体或非市场决策）如何运作的理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和确定产量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2019/8/2812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利用现代经济分析的形式的和技术的工具来考察政治对于经济的重要性。2019/8/2813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铭刻著一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2019/8/2814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总体上说是研究特定社会制度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经济规律。2019/8/2815新政治经济学分为两个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部分，即“经济的政治学”与“政治的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源于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萨缪尔森和布坎南。他们将日趋成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以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后来发展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官僚理论等。这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2019/8/2816“经济的政治学”则源于制度主义的复兴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制度、历史、文化以及国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这实际上是早期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更高层面的“复兴”。台湾学生反服贸黑箱运动。2019/8/2817“政治的经济学”研究是将经济学引入政治，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经济的政治学”研究则是将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讨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Acemoglu：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为因果。《WHYNATIONSFAIL?》2019/8/2818宪政经济学(ConstitutionalEconomics)是经济学方法在宪法领域的推进，侧重的是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宪政经济学是分析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学。它着重研究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制约和影响经济和政治行为者的规则的性质。2019/8/2819宪政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悖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甚至推动，即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政府又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是政治与经济的冲突，是政府对市场的维护与侵犯。2019/8/2820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问题介绍之一：民主与经济增长（方绍伟，2012）1994年，巴罗发表了一篇很快被公认为“经典”的论文，题目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RobertJ.Barro：DeterminantsofEconomicGrowth:ACross-CountryEmpiricalStudy，TheMITPress，1997.）。2019/8/2821该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对“民主增长论”非常不利的结论：民主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2019/8/2822巴罗的“倒U型”增长理论非常符合常识性的经验判断，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情况就接近于“倒U型”上升的前半段，英国、日本近几十年的情况就象是“倒U型”下降的后半段。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初始的权利型增长”和“随后的权利型停滞”。2019/8/2823重要的是，巴罗的结论不仅有数据的支持，还有理论的根据。权利的一开始扩大，的确有利于经济活动从政府的限制中得到解放，而权利在后来的进一步扩大，却只能推动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的扩张。总之，事实既不支持民主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的说法，也不支持独裁是繁荣之道的说法。中国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源头是什么？“中国奇迹”之谜？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2019/8/2824印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1994之前来看并不是一个正相关关系。但1994年后却出现了较高的增速，同样的民主下，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原因之一可能是尼赫鲁时代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变，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控制和干预。韩国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创新的非凡意义。2019/8/2825之二：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晋升竞标赛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GDP竞争中胜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因为其对引进外资及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而具有了积极合理的意义。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个重要的动因在于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同时还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础建设投资可能给政府官员带来某些直接的好处。2019/8/2826虽然腐败对于政府官员的升迁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晋升竞标赛的竞争过于惨烈，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难以在晋升竞争中获胜，于是获得直接经济利益成为一种补偿性的选择。因此，政府官员在考虑公共支出时，可能将腐败机会考虑进去。相对于投资于人力资本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或其他公共服务，在物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投资活动更容易创造租金，带来直接好处。2019/8/2827于是政府官员更愿意将公共支出安排到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中而不是腐败机会相对较少的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建设中。政府对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得不到支持，关键就在于教育支出不容易产生腐败。实际上，严重的腐败通常与大型建设项目相联系。政府官员对于新建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有很高的积极性，而且倾向于人为扩大这些项目的规模、增加其复杂程度，对于运营和维护那些先期建设的设施却并不热心。2019/8/2828之三：GDP带来晋升：真实的谎言？（聂辉华，2011）最近几年，相当多的经济学学者认为，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会导致政治晋升，即GDP政绩观。但陶然等（2010，《经济增长一定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第12期）对此进行了质疑。2019/8/2829在对中国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仔细考察基础上，陶文将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提出逻辑上的多维度质疑，并利用省级官员晋升数据进行实证重估。发现，从正式制度上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下乡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也没有很强的实证证据表明在省这一级别GDP增长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显着影响。2019/8/2830聂认为：1、如果说关系和政绩带来更多晋升机会，这个谁也难以否认，不管是对地方一把手还是对其他官员而言大体如此，但关系通常比政绩更重要（尽管两者难以完全分开）；2、如果说政绩等于GDP增长，这肯定是片面的，因为现行官员的考核指标不仅仅包括GDP，还包括民生、环保、节能减排以及计划生育等各项指标；3、如果说县、市两级地方长官的升迁与GDP增长有关系，这很可能是对的，但认为乡镇和省部级官员的升迁与GDP增长有关系，这很可能是错的。2019/8/2831公共选择机制（一）最优政府机制模型：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或一致同意规则。基本假定：一人一票制，投票信息零成本。在全体一致同意决策规则下，公共品决策实现帕累托最优。实质是一票否决制。起点公平、投票规则公平以及零信息成本，保证了结果公平。2019/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