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法门对南北朝佛教的影响

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輔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釋道昱前言繼東晉道安之後，中國佛教的僧眾對於修行法門，似乎還未能理出一定的模式與規範，然經由鳩摩羅什傳譯出不同類別的經典：教理型的法華、首楞嚴、金剛經、維摩經，信仰型的彌陀經、彌勒下生、彌勒成佛經，論辯型的中、百、十二門論，乃至禪法要、坐禪三昧經等，把中國佛教帶入了多元化的第一波高潮。由梁朝的三份僧傳《名僧傳抄》、《梁僧傳》與《比丘尼傳》中得知，南朝：劉宋、齊、梁、陳之間，僧人確實受羅什譯經的影響，走出多角度的修行觀念：誦經、禮懺、捨身、蔬食、習禪、重律、修福等，尤其「禪觀」幾乎是僧眾的主要行持法門。又在僧傳中也有不少「造彌勒像」、「入定見彌勒」、「願生兜率」、「願生安養」的例子，當時那些願生兜率天、西方淨土或者其他天界的往生者也大都承襲禪觀的修學法門，尤其「觀佛三昧」似乎是大部分行者的依據。本文首先討論羅什譯經之後，約在第五世紀期間，中國佛教中的僧眾禪法的修學情況，與其師承關係，藉此尋找出早期中國禪法的一脈。其次追溯當時由西域而來的禪師或譯經師，與其所譯禪經的內容，以窺24正觀雜誌第二十二期/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探當時僧眾的修行法門受其影響的程度。最後綜合分析這些罽賓禪師對當時中國佛教所影響的深度，與梁朝末期菩提達摩來華後所傳禪法的互通性，因而為唐代的禪宗墊下基礎。一南朝期間中國僧眾的禪觀修學根據《梁僧傳》的記載，在晉末宋初有不少跟隨道安或鳩摩羅什修學的義學僧，都以「禪智」為主，通達經論又重視禪修。道安與其徒眾們大都以「小乘禪觀」為主，1而鳩摩羅什的門生則似乎以羅什所譯的禪經「五門」為依據，但慧皎大都把他們編入「義解篇」，故其傳文並未有完整的禪法記錄，僅有在「願生安養」的僧叡傳文中明白的記載著：「….禪法未傳，厝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叡既獲之，日夜修學，遂精鍊五門五門五門五門，善入六淨(=靜)」，2僧叡善學「五門」禪法，而能有六根清淨的境界，因此羅什的其他門生若也有禪法的修學，依常理推論也應該以「五門」為依據。慧皎在＜習禪篇＞的論述中表達了他對禪法傳入中國的看法：「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先(=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陀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1見筆者拙作＜中國早期的彌勒信仰＞,刊於《正觀》第20期,2002年3月刊.2T.50/2059,P.364a.以下大正藏以T為代表,T.冊數/經號,P即頁數.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25次….」。3據此得知，中國早期的禪法－安世高的小乘禪與竺法護的大乘禪，還未形成一定的禪法模式之前，各自依教修心也能有所成就。直到宋元嘉年間智嚴禮請佛陀跋陀羅來華之後，「觀佛」的禪觀法門才在中國佛教中逐漸開展，這對於南朝期間欲往生彌陀淨土、或彌勒兜率天者，有莫大的鼓舞作用。以下筆者依同時代三部不同作者的傳記，分別敘述宋、齊時代對禪觀有舉足輕重的本土化禪師，以窺探來自罽賓的「禪觀」對當時的佛教的影響。AAAA表表表表《梁僧傳》姓名年代修行法門所依禪師願生之處資料出處釋智嚴宋元嘉四年(427)譯經譯經禪觀罽賓佛陀先(羅漢為其入定問彌勒)T.50,P.339a釋寶雲(376-449)譯經禪觀佛陀跋陀羅(於天竺見彌勒像與夜見神光)T.50,P.339c釋智猛宋元嘉末年卒(遇大羅漢)T.50,P.343b釋玄高(402-444)禪慧佛陀跋陀羅T.50,P.397a3T.50/2059,P.400b.26正觀雜誌第二十二期/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釋玄暢(416-484)禪慧玄高靈異T.50,P.377a釋慧通禪觀慧紹安養國T.50,P.398c釋僧從精修五門T.50,P.398c釋慧覽宋大明中卒(457-464中卒)寂觀罽賓達摩比丘定中見彌勒T.50,P.399a釋法期十住觀門智猛、玄暢T.50,P.399a.釋僧審(416-490)曇摩密多T.50,P.399c.釋僧隱禪律玄高、慧徹T.50,P.401b首先是智嚴，西涼州人(甘肅)，生長於北魏時代，就地緣之便沿天山山脈而到西域諸國，曾至罽賓跟隨「佛陀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深(=染)三年功踰十載」，智嚴跟隨罽賓禪師學禪法，只學三年卻有十年的功力，可見他是個利根的禪器。並在罽賓禮請當地的禪匠佛陀跋陀羅抵關中(陜西)，亦「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當跋陀羅為秦僧所擯，智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智嚴亦親近跋陀羅習禪，自己也精進坐禪誦經。晉義熙十三年(417)宋孝武帝西伐長安，克捷之後出遊山川，遇智嚴等三人禪思湛然，遂請嚴至南方首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27都住始興寺，後由於好虛靜，故於東郊建精舍即枳園寺。4元嘉四年(427)與寶雲共譯普曜等經時應該也是在南方。智嚴曾受五戒，懷疑自己不得戒，又「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故重遊天竺遇一羅漢比丘，羅漢入定往兜率宮問彌勒，彌勒答「得戒」。回到罽賓之後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5智嚴曾修學罽賓禪法，回來長安後又追隨跋陀羅一段時間，據傳文所云鬼神都敬畏他，可見他的禪功與修行亦非等閒之輩。而他又能請羅漢入定見彌勒，應該他也是一個彌勒的信仰者，更是個精進於禪、誦的禪師，梁傳中慧皎把他列入「譯經篇」，也許他曾翻譯經典之故吧！曾與智嚴共遊西域的寶雲(376-449)亦是涼州人(甘肅)，北方人，於晉隆安之初(397-401)遠遊西域、于闐等天竺諸國，並遍學梵書，後還長安隨佛陀跋陀羅佛陀跋陀羅佛陀跋陀羅佛陀跋陀羅學禪法，禪師被擯後住於六合山寺譯經並弘法，結交慧觀等友，對當時的譯經頗有貢獻，因此被慧皎列入「譯經篇」，然而他也是學自罽賓的禪法，算是跋陀羅禪法的門生了。智猛，雍州(陜西甘肅二省等地)京兆新豐人，也是北方人，聽聞天竺國有釋迦佛的遺跡與方等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故於偽秦弘始六年(404)與同志沙門15人從長安出發，經龜玆、于闐、至4始興寺即是文獻公廟，枳園寺乃東騎將軍王邵所造，在其祖文獻公王導的廟之北，都城之東郊，房殿既集，樹枳為籬，故名枳園，見劉世珩，《南朝寺考》台北：新文豐，1987,P.28.5T.50/2059,P.339c.28正觀雜誌第二十二期/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罽賓遇大阿羅漢，又在不同的地方見到佛鈴、佛髮、佛牙及肉髻骨…等等。於宋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造傳記，翻譯泥洹本二十卷，元嘉末卒於成都。雖然傳文內未提及他在龜玆等國的禪法修學狀況，但傳記之初提到「秉性端明，勵行清白」，本性端正清明又能以清淨自勵，對於個人的道業也是「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繼)日」，可見他是精進用功於道業的人，又曾在罽賓遇過大阿羅漢，應該是有機會學習罽賓的禪觀，否則其徒法期不會跟隨他學習禪法，所以在他個人的禪法修學上應該有所心得才對。6以上三人：智嚴、寶雲與智猛都在同時代，又同是甘肅、陜西的西北方人，就西北地緣之便遠赴西域諸國，歸國之後於元嘉年間南下到宋境，得以翻譯經典與著作，偏好山林的靜修，據傳文所述並未廣收徒眾傳授禪法，其共同的特點有三：瞻仰聖蹟、禪觀修學、翻譯經典。異於以上三位靜修型的隱士，玄高則是廣授禪法的禪師(402-444)，馮翊萬年人(陜西)十二歲辭親入山，受戒後專精禪律，又至關中跟隨佛陀跋陀羅學佛陀跋陀羅學佛陀跋陀羅學佛陀跋陀羅學禪法，「旬日之中妙通禪法」，根基深厚於一旬之中就能通達禪法，難怪跋陀羅說：「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爾後為讒言所害而往河北林陽堂山，徒眾三百三百三百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他的徒眾中「遊刃六6智猛的傳文見T.50/2059,P.343b.法期從智猛受禪法見P.399a.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29門者百有餘人」，其中玄紹玄紹玄紹玄紹是「學究諸禪，神力自在」，能「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又能得到「非世(間)華香」來供養三寶，類似如此有靈異的徒眾就有十一人。玄高地處北方，於北魏太武帝時代受到政治的牽連，與涼州沙門慧崇俱被幽禁，於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時為宋元嘉21年）被殺害。他跟隨佛陀跋陀羅學過禪法，具有神通與靈異，徒弟眾多，其所領導的團體堪稱個大叢林，徒眾三百人，靈異的有十一人，這些徒眾學成之後再教導他人，其影響的層面頗大，在北方可說是個大教團，對當時北、南方的佛教應該是影響深遠的了。7玄暢(416-484)是玄高的一名傑出徒弟，河西(泛指黃河以西，約今之陜西、甘肅等地)金城人，仍是北方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暢即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事師玄高之後改名玄暢，對於教理是「洞曉經律、深入禪要」，既能「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又「墳典子氏」、「世伎雜能」均能涉略，華嚴、三論的教義更能「為學者之宗」。當時功德直翻譯念佛三昧經時，玄暢即為譯本「刊正文字」而使「辭旨婉切」。不僅學問、文字功夫良好，也有一些靈異事蹟，例如「舒手出香、掌中流水」等感應，如此一位教理通達、神通感應的僧人，也難怪受宋文帝的敬重，命為太子師，亦為司徒文宣王、文惠太子等王公貴族們所尊敬。而他的傑出更表現在「黑衣二傑」的稱號上7玄高的政治迫害見傳文T.50/2059,PP.397a-398a.30正觀雜誌第二十二期/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與當時學理通達的僧慧共稱，8於齊永明二年(484)圓寂，春秋六十九。由《比丘尼傳》中得知他的禪法也影響了當時的僧眾，若無甚深的禪功，如何會有手出異香等靈異之事呢？慧通是關中人(陜西)，精通禪觀法門如傳云：「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修禪觀而祈心往生西方安養國，亦如其所願的，於禪中見無量壽佛來相迎而圓寂。關中即今的陜西省，長安則是陜西的重要都邑，在晉末宋初時長安應該是禪學的重鎮，因為佛陀跋陀羅從西域初入關中時，即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9慧通是關中人，就地緣之便是應該學過跋陀羅的觀法，其觀行法門圓熟，又祈心安養願生西方，此堪稱西方淨土與禪觀法門的結合，其修行法門極有可能受跋陀羅的影響。僧從，不知何方人，亦是「精修五門，不服五榖，唯食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僅食棗栗就能氣力強壯，可見他的「禪觀」功力，非比尋常。傳文又提他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義，則「留連信宿」，可見他們兩人是山林中的莫逆之交，但文中未提及地點與年代，只言「後終於山中」。褚伯玉(394-479)是吳郡錢唐人(錢唐縣屬浙江)，隱居於剡居瀑布，在該山中三十餘年，剡山在浙江省嵊縣，該山應該有溪流，剡居瀑布應該也是在此山中。8見僧慧傳文,T.50/2059,P.378b.玄暢傳見P.377a.9關中與長安的資料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1993,PP.550,1356.跋陀羅傳文見T.50/2059,P.335a.慧通傳見T.50/2059,P.398b.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3110若褚伯玉居此剡山三十年，則僧從也很有可能避居於此山。宋孝武帝於孝建二年(455)曾擬請褚伯玉出仕為官，但為其所拒；又齊太祖即位時亦以禮迎請，仍被拒，卒於建元元年(479)年八十六。11僧從與之為山林之友，故僧從應該也是宋末齊初的南方人。又傳文提「精修五門」，五門禪法是羅什與佛陀跋陀羅所傳的禪法，(下一節再討論)該五門禪法在宋齊間似乎是廣為流通於教界，則僧從也應該是受跋陀羅所影響的禪師了。慧覽姓成，酒泉人(甘肅)，也是西北人，就地緣之便曾遊西域，並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比丘曾入定往兜率天隨彌勒受菩薩戒，將此戒法傳授慧覽，慧覽復至于填(于闐)，再傳此戒給當地的僧眾。可見他在西域學的是罽賓的禪法，又得自彌勒的菩薩戒，故在回國之前曾以「禪律」聞名於西域。回國後受宋文帝之請，南下住於鍾山定林寺，孝武帝時移居京師中興寺，如傳文云：「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可見他曾經在南方宋孝武帝期間(執政454-464)掀起一股南方佛教習禪的風潮，南方僧眾接受其禪法者應該不少，然卒於宋大明年間(457-464)春秋六十餘。傳文提及：「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可見慧覽與玄高都以「禪觀」而聞名，前者受學于達摩比10剡山應該有溪流或瀑布，因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