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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121世纪中国经济周期平稳化现象研究∗殷剑峰摘要: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平稳。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支出结构的统计分析,以及基于季度数据建立的联立结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冲击的稳定和信贷市场中的自稳定机制是促使21世纪中国经济趋稳的原因,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趋稳没有贡献;21世纪中国经济波动来自国外需求冲击和国内需求冲击,前者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更大,后者对物价波动的影响更大;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于稳定产出和物价几乎没有作用,但逆周期的信贷调控政策可能是稳定信贷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关键词:经济周期平稳化作者殷剑峰,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一、引言经济周期就像大海的潮来潮往,波涛过于汹涌会让人不堪,而波涛突然变得异常平静则又让人不由得发问:是大海变得温顺了呢,还是它在酝酿一场异常的海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呈现出经济周期平稳化的趋势;90年代后,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波动趋稳的现象逐渐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而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也彻底摆脱了以往“大起大落”的格局。由此,全球经济似乎进入一个平稳增长的“大缓和”(GreatModeration)时期。关于经济周期平稳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①但直到1990年,美联储的两位经济学家才开始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波动趋稳的现象,②首次公开发表的文献则是在1999年。③从那以后,特别是由于美联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美国经济避免了2000∗本文系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平稳化现象研究》的成果之一。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①A.Burns,“ProgresstowardsEconimicStability,”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50,no.1,1960,pp.2-19.②S.GilchristandA.Kashyap,“AssessingtheSmoothnessofRecentGNPGrowth,”InternalMemorandum,BoardofGovernor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1990.③Kim和Nelson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美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率从1984年1季度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个发现后来得到了Stock和Watson、Gordon等的支持。那么,为什么是在1984年呢?他们都没有这个回答。对此,笔者在对美国居民储蓄率行为的研究中发现,1984年是美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年份,其标志是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上升。C.Kim,C.R.Nelson,“Has《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2年股市崩溃可能造成的严重衰退,相关文献大量出现。在诸多文献中,颇具代表性的两篇来自Stock和Watson以及Gordon。①作为“大缓和”一词的主要发明者,Stock和Watson用时变时间序列方法(time-varyingtimeseriesprocesses)分析了1961年到2001年22个主要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物价、国债收益率等)的波动率,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波动率下降的现象遍及美国整个经济。随后,他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讨论了波动率下降究竟是因为外生的冲击趋缓,还是因为传导冲击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其结论表明主要原因在于外生冲击的波动下降,他们称之为“好运气”。其中,20-30%归因于可识别的好运气,如生产率和商品价格冲击的平稳;40-60%归因于无法识别的好运气;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善只能解释10-25%的经济波动下降。②Gordon的研究步骤与Stock和Watson一样,即先用统计方法来确认经济波动率下降的事实,然后建立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只不过在这两个步骤中,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第一步中,Gordon以滚动标准差和标准差对1950年至2005年美国总值国内生产支出结构中的11个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他同样发现8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是1984年,是美国经济波动开始明显趋稳的年份。在考察了单个变量的波动率变化及其在总支出结构中的份额变化之后,他发现,80%的产出波动率下降是因为这11个变量的波动趋缓,另外20%的产出波动率下降是因为各个变量所占份额、即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支出结构从存货投资、政府支出等高波动性成分向服务消费等低波动性成分的转移。在第二步,即建模的过程中,Gordon采用了另一种更加传统的模型——联立的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来解释各项经济指标波动下降的现象。其结论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下降有80%归因于供给冲击的减缓,需求冲击的减缓则解释了2/3的产出波动率下降。此外,该文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国货币政策机制并不如先前所认为的那样发生了重大变化,Greenspan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与他的前任(1979前的Burns)是一样的。③“大缓和”并非局限于美国经济,而是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全球化时代,theU.S.EconomyBecomeMoreStable?ABayesianApproachBasedonMarkov-SwitchingModeloftheBusinessCycle,”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81,1999,pp.608-616;J.H.StockandM.W.Watson,“HastheBusinessCycleChangedandWhy?”2002,;R.Gordon,“WhatCausedtheDeclineinUSBusinessCycleVolatility?”2005,;殷剑峰:《美国居民低储蓄率之谜和美元的信用危机》,《金融评论》2009年创刊号。①J.H.StockandM.W.Watson,“HastheBusinessCycleChangedandWhy?”2002,;R.Gordon,“WhatCausedtheDeclineinUSBusinessCycleVolatility?”2005,②J.H.StockandM.W.Watson,“HastheBusinessCycleChangedandWhy?”2002,③R.Gordon,“WhatCausedtheDeclineinUSBusinessCycleVolatility?”2005,《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3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周期的趋稳是因为美国经济内部的特异冲击变得稳定,或美国经济内部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共同冲击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在确认了过去40年中G7(七国集团)经济波动率下降的事实之后,Stock和Watson利用他们习惯的VAR模型,将引发波动的因素分为共同的国际冲击、各国国内的特异冲击和国外特异冲击向国内的传导。其结论是,除了日本之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共同的国际冲击的稳定是G7经济波动率下降的主要原因。①这个研究实际上触及了目前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即全球化是否具有促使各国经济周期同步(synchronization)的效应。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那么,主要国家经济波动趋缓的重要外部因素就是全球化趋势。关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周期同步的关系,Kose等指出,经济全球化既可能导致各国经济趋于同步,也可能不是。例如,如果全球化使得各国更加趋于产业间的分工,且各个产业的特异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全球化将使得各国经济周期日益不同步。但是,金融全球化几乎必然会产生同步的效应,因为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的消费、投资密切协同,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金融市场中的传染效应会将冲击迅速传遍到各国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②在另一项研究中,Kose等证实了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同步之间的关系。他们将106个国家分为工业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三个组,并将冲击分为全球冲击、各组特异冲击和国内冲击等。其结论是,在1985至2005年全球化迅速发展期间,发达国家组和新兴经济体呈现出显著的同步现象。③在全球经济趋稳的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波动也在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显得更加成熟,与90年代的“大起大落”大相径庭。对于中国经济周期趋稳的现象,国内学者并非没有观察到。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刘树成首次将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波动划分为9个周期,并探讨了经济趋稳的成因。④从统计上对中国经济周期趋稳现象的研究主要有刘金全和刘志刚、梁琪和滕建州等。⑤其中,前者通过对主要经济指标滚动标准差和指标间滚动相关性的统计,指出产出波动性的降低是因为消费、政府支出、净出口等产出构成成分的波动性的降低;后者利用随机游走滤波统计方法对1952年至2003年13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分析,发现改①J.H.StockandM.W.Watson,“UnderstandingChangesinInternationalBusinessCycleDynamics,”2003,②M.A.Kose,E.S.PrasadandM.Terrones,“HowDoesGlobalizationAffecttheSynchronizationofBusinessCycles?”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ddings,vol.93,2003,pp.57-62.③M.A.Kose,C.OtrokandE.S.Prasad,,“GlobalBusinessCycles:ConvergenceorDecoupling?”2008,④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⑤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梁琪、滕建州:《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4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呈现波动下降、周期延长的趋势。然而,正当众多研究者热衷于探讨经济周期趋稳、尤其是全球性“大缓和”现象的时候,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所有的人都清醒过来:平静的背后是一场大海啸,经济周期看起来永远是不会消失的。在危机爆发后,虽然还有一些关于“大缓和”机制的讨论,如Gali和Gambetti对Stock和Waston提到的“好运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①不过,学术界和政策层研讨的兴趣显然已经转向了危机和对“大缓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表面上的经济稳定的反思。Bernanke曾经将“大缓和”的主要原因总结为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善,②而危机后的分析表明,恰恰是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例如,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扭曲构成了此次危机的基础,③资产证券化和影子银行(shadowbanking)推动了信贷的膨胀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上涨,④而宏观政策的失误,包括漠视资产价格变化的货币政策和放任金融自由化的监管政策,是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乃至危机爆发的关键。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宏观政策架构,建立宏观审慎(macroprodential)政策体系。⑤不过,危机发生后更加值得关注的一类研究是关于过去几十年来以美国经济和美元为核心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模式是否可以持续的讨论。这类讨论的焦点在于危机前就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问题。例如,Ricardo和Krishna
本文标题:世纪中国经济周期平稳化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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