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理论的影响

创新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1、创新要以良好的企业家发展氛围为基础，珍惜企业家精神，造就企业家队伍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以其冒险精神、远见卓识以及专业的知识，还有顽强的意志力等品质进行创新。对于超额利润的追逐，只是企业家进行创业的部分动机，相比之下，企业家之所以为企业家，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下，企业家依旧是一个重要的稀缺资源，但它同时又是我们社会所必须的重要财富，企业家的数量对于国家乃至地区的发展都举足轻重。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数量是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而一些跨国公司更是视创新型人才为瑰宝。相比之下，当前我国的社会现状对于企业家的成长还是有诸多障碍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对于人才选拔以及人才制度化的激励等机制依然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氛围对于企业家的培养与发展依旧不够浓厚，面对失败的社会容忍度以及冒险精神的缺乏都是企业家成长的巨大阻碍。当前，如何改善这些状况成为我国培养企业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面对这些阻碍，我们还需要树立信心，努力构建自己的企业家队伍，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能够乘风破浪，成长出自己的实力企业，从而不断扩充自身经济实力。2、改进企业创新体系当今社会，国力竞争其实就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竞争其根本就是企业间的竞争。那么企业如何在国际化浪潮中迎接挑战，获得长久发展，技术创新才是关键。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企业明确了产权责的关系，才能刺激创新。与此同时，还需进一步深化科教体制，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的研究，并重点扶持一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并加强产学研联合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3、有秩序的调整产业结构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就是要不断摧毁旧的产业，发展新的产业。然而，这个过程却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调整产业结构并非要求我们将旧产业毫无节制的突然摒弃，而应结合实际经济社会状况，做出合理有效的决策。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对传统产业简单摒弃，而是应当利用信息技术，做到对那些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的改善和提升。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说到底就是经济水平的比拼。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下，我国应如何在世界经济这个大舞台上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如何创新，如何谋求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创新课题研究，对于探讨现今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而且需要理论创新。二、熊彼特与经济衰退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是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周期，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3个长波：（1）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35年，共60年；（2）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为24年，下降为23年，共47年；（3）从1896年起，上升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趋势。全过程为140年，包括了两个半的长周期，显示出经济发展中平均为50-60年一个周期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市场的开发、金矿的发现、黄金产量和储量的增加等因素都不是导致长波运动的根本原因。例如，新市场的扩大一般不会引起长时期的经济高涨，相反，经济高涨会使扩大新市场成为可能和必要。技术的新发现一般出现在长周期的下降阶段，这些新发现只会在下一个大的上升阶段开始时被大规模地应用。由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在扩大经济实力方面引起高度紧张的局势，因此，它又是挑起战争和革命的主要因素。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波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东西，尤其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尽管中国经济本身还没有进入那种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增长轨道，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未来中国自己工业、科技和市场的深化和发展，中国也自然会慢慢落入这种长周期的商业循环之中，因此，在目前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对有利的地位上以及在资金和外汇储备较充裕的条件下，中国要密切关注美国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进展及其成效，自己也要加大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能居于人类科学发明和新技术创新的最前列。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三、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影响意义受所处时代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仍存在偏颇和局限性。例如，循环流转状态下没有创新、产品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循环流转不会产生利润和利息，等等。但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不管是在学术贡献还是现实指导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并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创新作为其经济思想的核心，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理论贡献。另外，他对信贷、资本、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经济理论的探讨和独特见解也是对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从现实指导来看，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创新、企业家、经济周期等理论对各个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处于转型和剧变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结合《经济发展理论》的理论观点和当前中国的实际，笔者尝试提出以下两点思考。第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等同于发展，那些重复的生产活动在他看来是“静态的”，是不会产生“价值”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这或许也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创新的原因和初衷。实现创新关键是激发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激情和创新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环境。一是要坚定对市场的信任，缩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二是不仅要在产品、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上创新，更要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创新；三是要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松绑，给他们足够的创新空间。[4]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万众创新”。第二，要正确地认识、把握和利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伴随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周期，就像人会得伤风感冒一样。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就会有收入的分化，就会打破熊彼特所假设的循环流转状态，就会有市场不能完全出清。当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产生经济危机。所以，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必恐慌，而是要把握好、利用好经济危机。往往危机过后，经济系统会变得更加健康，发展更加迅速，因为危机时期往往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换代的时机。政府对经济波动不必太过干预，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劳动群体在经济危机中的基本生活和健康状况。因为，危机过后普通劳动者仍然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和有生力量。二是注重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经济危机往往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大好时机，技术部门应当高瞻远瞩，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对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提供方向性的指导，避免企业无谓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