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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语言系统的发展第一节语音的发展一、研究语音演变的依据考察语音的演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方言之间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二是记录了语言过去状态的文字。(一)根据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的差别来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特性使得同一语言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代表某一语言现象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地域差异性正是探索语言演变的重要依据。汉语有些方言的声母“分尖团”,有的方言“尖团不分”,这种方言间的差异实际上是汉语语音演变的结果,反映了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尖团音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尖团音指细音前精组声母和见组声母有区别,来自精组的称为“尖音”,来自见组的称为“团音”。广义的“分尖团”强调的是精组和见组在细音的前面仍保持声母的两类对立(如“西≠希”),没有合流为同声母字。狭义的尖团音只指与广义尖团音有关的一种音值表现:来自精组细音的字像中古那样以‘声母配细音的,称为“尖音”;来自见组字细音的字像现在北京音一样以舌面前声母t、t‘、相配的,称为“团音”。团音:舌面前塞擦音[‘]、擦音[]与齐齿呼、撮口呼二呼的组合,是中古见组字(见溪群疑晓匣)演变的结果。如:河南郑州人把“经读作[]。尖音:舌尖前塞擦音[‘]、擦音[]与齐齿呼、撮口呼二呼的组合,是古精组字(精清从心邪)演变的结果。如河南郑州人把“精”读作[]。不分尖团:如北京人,把古代精组、见组字在今天细音前合流都读t、t‘、,这叫尖团不分:精组(精清从心邪):挤妻西取須酒尖煎钱先仙千全选……见组(见溪群疑晓匣):鸡欺希去虚九检肩乾掀件牵拳……分尖团:古见组字在今细音前读作t、t‘、,古精组字在今细音前读作‘。这叫分尖团。从方言间尖团的合流以及尖团还各自保留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古音演变的线索。京苏州京苏州基(见)妻(清)‘‘祭(精)希(晓)欺(溪)‘‘西(心)北京话和苏州话对比:北京话尖团已经合流,苏州话严格分尖团。两者比较,北京话比苏州话发展快一些。为什么从分尖团与否可看出汉语古音演变的轨迹呢?因为汉语语音演变历程中,舌尖前塞擦音、擦音的腭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腭化后,与舌面音合流,不分尖团。可见,分尖团的方言较之不分尖团的方言更多地保留了古音,我们正可以从方言的这种分尖团与否的线索来检索汉语语音发展历时的变化。同时,通过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亦可看出语言中语音的发展。譬如:英语德语英语德语livelebengivegebenhavehabennamenamen英语中的e已都不发音,那么,它原来是不是发音的呢?可以肯定是发音的。因为创制文字(拼音文字)之初不可能创制一个不发音的闲符号作摆设,不发音是后来的事,是语音演变的结果,这可以从与它同属日尔曼语族的德语中找到印证。(二)根据记录语言符号的文字来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文字与语言相比,更具有保守性。语言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语音发生了变化,而文字却仍然保留了原来的面貌。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文字这种“滞后性”去探索语音原来的面貌。譬如英语light、right、fight、height中的“gh”原来是发音的,读作[x],后来读音发生变化,消失了,于是不发音了。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拼音文字比较方便,但汉字因其与汉语的特殊的关系,就显得困难得多。汉字则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察语音的变化:1.从形声字的声符考查古音。汉字中有大量的形声字,形声字的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比如“粑”,“米”表意,粮食做的,“巴”表音。“杞”,“木”表意,“己”表音(相近)。但有些形声字的声旁与今天的读音已相去甚远了,如“蔡”的声旁是“祭”,“移”的声旁是“多”,“解”的声旁是“角”,“通”的声旁是“甬”等等,都与今天的读音大不一样,这说明语音已经发生了演变。2.根据“反切”考查古音。反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使用十分普遍。反切就是用两个字的读音来拼出另一个字的读音的方法,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张,知当切,上字“知”取声母“zh”,下字“当”取韵母和声调“āng”,两者组合“张=zhāng”,读音古今一致。但有些字却切不出今天的读音,如:”东“,德红切;”列“,良薛切等等。这说明这些字的读音古今已经发生了变化。3.根据古诗词的韵脚考查古音的演变。古人作诗、词,是十分讲究押韵的。但有些诗词用今天的读音去读,却并不押韵了,如“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侧”,“识”今天不押韵了,但在古音中应当是押韵的,都是入声字。这也说明这些字的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4、通过借词的读音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古汉语也有借词,从一些借进来的外来词中可以见到语音变化的痕迹,因为这些借词都是用当时的汉音去对译的。佛经中的“佛陀”是梵语的Buddha的音译,说明“佛”字在古汉语中是念[b]音的,“佛陀”还有一些别的译法:浮屠、浮图、勃塔、勃陀等等,据以可此推论,佛、浮、勃的声母都是[b],而且是浊声母。二、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一)语音演变规律语音演变规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在同样的条件下,整类的语音有规律地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汉语史的“浊音清化”就是一条语音演变规律。据音韵学家研究,中古汉语有36个声母,其中有一整套全浊声母:并、定、群、澄、从,床、邪、禅、匣等。后来,这些全浊声母逐渐向同部位同方法的清声母演变。到近古时期,浊音清化过程基本上完成,《中原音韵》里全浊声母大部分已经消失,到了普通话里,全浊声母除了[]以外,一个都没有了。(二)语音演变规律的特点1、条件性语音演变规律要受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普通话的t、t‘、三个声母是由中古汉语的见、精两组即k、k‘、x和ts、ts‘、s两套声母演变而来的。不过,两组声母只有跟齐、撮二呼相拼时才变为t、t‘、,跟开、合两呼相拼时并不发生这种变化。如:洪——k该姑洪——ts栽、租见精细——t皆枸细——t姐2、时间性。语音演变规律只在一段时期内起作用。在某个历史时期起作用的语音规律,到了另一个时期,即使处于同样的条件下也不会遵循原来的规律发生语音变化。上古、中古汉语里都有-m、-n、-三个鼻韵尾,而现代北京话里只有-n、-两个鼻韵尾,原来的-m尾全部并入-n尾。这大约是在16世纪以后才发生的.就是说,-m尾并入-n尾这一规律只在现代汉语时期才起作用,在此以前还没有这种变化,至少在《中原音韵》里-m尾字和-n尾字仍属于不同的韵。3、地域性。语音演变只在一定的地域内进行,在甲地发生的音变不一定在乙地也同样发生。如前所举-m、-n、-尾发展到普通话,-m尾并入了-n尾,但这种规律受到了限制,在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里并不起作用,这些方言里至今还保存着-m尾。三、语音对应关系(一)语音对应关系:由语音演变规律及其特点决定的方言之间、亲属语言之间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中古韵目京渝沪o(波磨)uoou(多、罗、陀、梭、搓)(歌、和、俄)浊音清化也是汉语语音的一条演变规律,但这一规律要受其时间和地区的限制,有的地方方言清化,但有些方言还没有完全清化,如吴方言里就还有浊声母,并且与北京音还有对应关系。歌(二)研究语音对应关系的意义1.理论意义:通过确定方言间、亲属语言间的对应关系,可为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和构拟原始“母语”提供依据。2.实践意义:语音对应规律是推广普通话经常使用的有效工具。掌握了语音对应关系,方言区的人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可以成批地类推,不必一个一个地死记。四、历史比较法1.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根据语音对应关系,比较方言间或亲属语言间的差别,揭示它们的演变过程并拟测(构拟)原始母语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是研究方言、亲属语言间关系的一种有效的办法。语言的谱系分类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果。印欧语系诸语言研究得很充分,也主要采用了此法。2.历史比较法在汉语的运用应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的中古音系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音韵学家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认定古汉语入声字应有塞音韵尾-p、-t、-k。这种推断通过汉语几种方言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到确认。现在广州话里有-p、-t、-k,厦门话里也有-p、-t、-k,南昌话里有-t、-k两尾,到了上海,只有-,到泸州,则只有入声声调,没有入声韵,而北方话则连入声调和入声韵都消失了。比较这些韵尾,有的方言有-p、-t、-k三尾(广州、厦门);有的只有-t、-k(南昌话),有的方言只有-(上海),有的只有声调了(泸州),这些共存状态可以构成塞音韵尾演变的一条线索,-p、-t、-k/变成北方话的开音节,这是唯一可能的推断,而且这种结论正好与记录中古音系统的韵书的分类一致。第二节语法发展一、组合规则的发展语法的组合规则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词序的变化。形态丰富的语言,词序的变化一般并不影响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并不固定,词序比较自由。印欧语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形态,但其词序还是有所变化的。从古印度文献《梨俱吠陀》可知,宾一动是其句法的主要特点;与此相联系,关系从句在主词之前,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随着语言的发展,印欧语的这种词序也在发生变化:动--宾;关系词--主词;中心语一修饰语。法语已经基本完成了这种演变。英语还没有全部完成,两种情况都有:mybooks;thebookofmine。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因而词序显得十分重要,从古到今,汉语的词序也有一些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宾语位置的变化1、先秦时代,在肯定句中,有名词、代词宾语位于动词前的残迹。①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打示戎狄,惩罚荆舒)《诗经·鲁颂·閟宫》②昭王南征二不复,寡人是问。《齐桓公伐楚》2、先秦时代,在否定句中,人称代词作宾语有两种组合规则,宾语位于动词前后都可以。①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②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斯也,恃吾不可欺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③有事而不告我。(《左传·襄公十八年》)3、在疑问代词中,疑问代词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这些宾语位于动词或介词的前面。①吾谁欺?欺天乎?(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论语·子罕》)②大王来何操?(在王来的时候带着些什么?《史记·项羽本记》)③许子奚为不自织?(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布]?《孟子·滕文公上》)4、介词“以”的宾语,可以在介词前,也可以在介词后,似无定规。①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许子用锅甑做饭,用铁器耕地吗?(《孟子》)②周公……仰而息之,夜以继日。(《孟子·离类下》)以上的几种宾语前置的情况,演变到现代汉语,宾语都变成位于介词或动词之后了。(二)偏正结构中,大名与小名的位置的变化在现代汉语中,偏正结构里有一种“小名+大名”的类型。小名在前,限定后面的大名,如“北京市”、“东城区”、“松树”、“杨树”。但在上古汉语中,有一种与此相反的词序。如诗经里有“树杞”、“树桑”、“树檀”之说;《左传》里有“城颖”、“城濮”、“城隶”等地名。这种格式演变到现代汉语,则一律成为“小名+大名”了。二、聚合规则的发展聚合规则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形态的改变、语法范畴的消长和词类的发展。1.形态的改变。印欧语的总趋势是简化。比如英语名词原来有三种性、三个数、八个格的变化,在现代英语中基本上消失了,只有一些留存的遗迹。2.范畴的变化。名词的范畴已经消失;数的范畴剩下单、复数的对立,双数已经消失;格的范畴只有在表示有生物的名词中还剩下一个属格的形式‘s(people’s,student‘s)。代词中还有三个格:主格、属格、宾格(I、me、my)。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其聚合规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特有的量词;二是近现代出现了一些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三是有了重叠法这种语法手段。⑴关于汉语量词汉语的名量词萌芽于先秦,兴起于两汉,广用于六朝。例如:a.桓公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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