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中国城市研究

  1  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中国城市研究：2000-2012Zhirong  Zha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mail]      Xi  Huang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e-mail]      Cathy  Yang  Liu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e-mail]    Guanglong  Wang  Zhongshan  University  [e-mail]      Lanlan  Xu  Indiana  University    [e-mail]          2  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中国城市研究：2000-2012简介：本文搜集了2000-2012年间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里主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200多篇有关中国城市的文章，并基于中国城市发展中最突出现象和问题，归纳为四大主题：1.城市化、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2.劳动力市场和贫困问题;3.土地管理和土地开发;4.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我们围绕四个主题进行定性的文献综述，并讨论其他涉及的各种研究问题和相关发现。我们进一步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分析期刊分布上的特点，定性定量方法的比重，以及研究地域的分布。最后，我们总结十多年来相关研究的宏观态势，讨论现有研究中相对缺失的环节，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关键词：城市研究，文献综述1.引言城市发展能够带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城市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发展及相关问题在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中的地位因而日益凸显出来。在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20%，现在已经将近40%，预计在2020年会达到50%(Heikkila,2012)。城市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一些根本性变革，例如从计划经济向复杂多元的市场经济的演变，从相对封闭的社会走向对国际地位的努力争取。中国迅猛而持续的城市化，是近几十年来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也为国际学界推进城市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课题背景。为了全面系统地了解近十年来主流国际学术期刊上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本文搜集了2000-2012年间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SSCI)里顶尖国际期刊上发表的200多篇有关中国城市的文章（具体期刊详见附表）。在这些研究里，学者们从很多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发展的多个方面。综合来说，这些论文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复杂多变的城市现象和城市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基于中国城市发展中最突出的几方面议题，我们把相关文献归纳为四大主题，包括：1.城市化、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2.劳动力市场和贫困问题;3.土地管理和土地开发;4.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这四个主题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和政策指向性。城市化问题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变革和政府行为、市场化与企业发展、全球化与在地情景、社会变迁与公众需求；劳动力市场和贫困问题则围绕着就业状况、就业保障和支持、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土地管理和开发研究着重于探讨土地政策变革的制度化问题，土地开发模式中的行为问题，和土地开发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住房问题则具体体现在住房制度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住房融资和抵押贷款市场的演变，以及改革后的住房不平等现象。在本文的第二节，我们围绕四个主题进行定性的文献综述，讨论其他涉及的各种研究问题和相关发现。在第三节，我们对文献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分析期刊分布上的特点，定性定量方法的比重，以及研究地域的不同，等等。最后，我们总结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宏观态势，并讨论现有研究中相对缺失的环节，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建议。  3  2.文献综述2.1城市化、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Heikkila(2007)针对中国城市化现象和研究进行了一次提纲挈领的整合。类比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压力-状况-反应”(pressure-status-response)分析框架，他把相关讨论归结为三大问题。首先，是什么影响因子(contributingfactors)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次，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特点是什么(urbanoutcomes)？最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政策手段(policyinterventions)，来引导和改进中国的城市进程？Heikkila把这个分析框架比喻成身体检查的程序，先了解生活习惯等健康因子，再衡量各方面的健康指标，最后诊断开药方。图1：有关中国城市化的“压力-状况-反应”分析框架(Heikkila,2007)Heikkila认为，在市场化、全球化和中国政治变革这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城市化现象一方面和国际经验相契合，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非常独有的特色。结论是中国应该有更平衡的规划和政策手段，把现有的城市空间规划和市场手段更好地结合起来。以下，我们就从市场化、全球化和政治变革的这三个维度，讨论中国的城市化、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现象。市场化与城市发展这个维度的研究核心在于解释市场化进程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首先，中国一直坚持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MarketEconomy，SME)。大多数的研究证明虽然中国城市继承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但市场的力量仍发挥了  4  非常显著的作用。以私营经济成长为主要标志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加速城市增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Anderson和Ge（2004)的研究显示，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对城市增长有负向影响，而城市对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开放程度对城市的增长有正向影响。中国的城市空间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由政府统一规划，而变成了受制度、市场和社会的多重作用.Ke等人通过对中国659个城市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体制的影响，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及政府对城市非居住用地的规划等，但当今中国城市的规模主要由市场决定：与西方工业化城市相似，城市人口数量，收入水平，交通费用以及城郊的土地价格是决定城市规模的主要原因(Ke,Song,&He,2009)。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特有的运作逻辑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的路径。首先，中国的制度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的运作，进而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和方式。例如，Yi等人（Yietal.，2011）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方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过去几十年逐步郊区化，而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同一时期却从分散的格局逐渐往市中心集中化。城市的土地改革、城市规划及产业需求决定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特殊的地理分布的演化过程。其次，政府是中国市场运作模式最为重要的决定者和直接参与者。比如Zheng（2011)对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分析表明，都市企业主义（UrbanEntrepreneurialism）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核心，政府以打造优质生活空间为土地开发与都市建设的目标，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从而提高了上海的城市竞争力。政府决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全球化与地方性情境中国城市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既带地方性又具全球性的现象(Abramson，2011）。全球化促进投资、贸易、技术、人员及信息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国家和城市对此现象做出的政策反应也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和城市当中生产要素的关系。在英文文献当中，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产生了三个主要观点和结论：首先，中国的城市化与全球化现象密切呼应。Chu（2004)认为，当今全球的城市化有三大趋势：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城市化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城市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国家权力的下放和地方责任的增加也提高了对公民自治的要求。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革命逐步跟国际接轨，这三种特征都在转型中的中国表现出来。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资本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城市群的整合与城市间的竞争。Ge(2006)发现，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城市实际工资仍然有显著和正向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同城市的深化程度是导致城市间工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第二，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城市的转型和发展是巨大内生动力的结果。在对无锡高新工业园区发展的研究中，Chou和Ching等人（2011）发现，这些内生动力源于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技术溢出以及国内企业在技术仿造方面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同时，中国政府在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政府有效利用无锡周边和华东地区的地区资源和市场优势来吸引外商投资并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学习与进步。这些战略连结的政策促进了无锡半导体集群的兴起和发展，相比之下，外国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5  第三，全球化因素同样也深嵌在中国的社会制度背景之中，因此必须适应中国的地方性情境。Wang和Zhao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地方情境在跨国公司对其中国总部的位置选择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跨国公司在考量历史路径、制度支持和信息资源这三方面要素的过程中都体现它们对地方情境因素的重视。例如，历史路径强调一个地区或城市过去对外资投资的接纳和支持程度，以及该地区周边的资源持有状况。制度环境也跟地方的本土情境息息相关，一个城市的良性商业环境及当地政府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和税收激励手段都能吸引资本投资和跨国企业在当地设地区总部。同时，中央政府仍掌握大量重要的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并未广泛扩散，因此接近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意味着接近信息网络的核心以及更优质的信息资源。制度变革和政府行为制度变革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角色和行为的转变改变了城市发展和公共议程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公私合作关系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给中国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在对上海太平桥地区进行重建的案例分析里（Yang&Chang,2007）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合作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一种新形式。这当中的合作性制度安排是城市政体(UrbanRegime)模型的核心特点。然而同时，有别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城市政体模型，各种利益集团、民意代表在公共议程中的影响力仍然有限，而且市级政府和地区政府对城市发展都具有决策权，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联盟内部的权力结构更多地呈现在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上。随着角色的改变，中国城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发生改变。中国城市管理的市场化以及国家权力的下放激发了城市政府的企业家精神(Wu,2002)。市场化改变了城市当中的生产关系、资金调控、和空间形态，对党国体制、单位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旧有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要求市、区、街道办和居委会等社区管理机制进行变革。在地方财政“自负盈亏”的大背景下，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但同时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地方政府扮演了企业家角色，努力运用财政预算之外的非传统手段筹措资金。另外，因为不同层级的城市政府拥有不同程度的财政自主权，他们在筹资和金融管理上的企业家行为也各不相同(Wangetal.,2011)。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热潮促使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地改市、县改市、和县市改区等手段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但是过热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泡沫型增长。Chung和Lam（2004）从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促城市化、城市管理、精简机构、政策激励五个职能维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虽然加强对城乡结合部（desakota）的管理只对县市改区的进程起到推动作用，扩大财政和政策执行力，促城市化，以及机构精简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极力推动地改市、县改市和县市改区背后的行为逻辑。虽然中国地方政府成为了一种以发展为主导的经济主体，但是Wang和Song（2008）认为其呈现的是处于过渡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