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二十年前陈寅格先生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旁证》。这篇论文指出《桃花源记》有寓意的部分和纪实的部分，也即是说陶渊明写此记时，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陈先生所论证的专在“纪实”部分。文中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于是作出如下的结论：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实之桃花源居入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丙、桃花源纪实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陈先生所论，在说明当时常见的避难入山之事，与《桃花源记》所述有关的一方面，观察非常敏锐。但是如果只就这三点结论来看，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当时的流亡避难集团确实很多建立坞保，然而坞保却不一定为流亡避难集团所建。陈先生已引《说文》，知道“坞”是小障、庳城，亦即是一种军事防御建筑。汉代北方边境到处有这样的建筑，常见的亭隧堡壁都是这类防御物。檀山坞、皇天坞等只能说其地曾建军事防御性的小城，不能断言为避难入山者所筑，或曾保聚之处，更不能由桃林之名偶合而断定为桃花源的真实所在地。武陵是否真有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实，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但作者说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我们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但闻而记之者不止渊明一人。刘敬叔《異苑》卷一: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这段故事显然和《桃花源记》所述相似。按刘敬叔事迹不详，胡震亨《秘册彙函》本《異苑》后附有小传，称：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既而有诏，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使人将反命，毅方知之。谓敬叔典礼，故为此慢，大以为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诛，高祖受禅，召为征西长史。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太（泰）始中，卒于家，所著有《具苑》十余卷行世。这篇小传我们述不能找到其来源。其中为刘毅郎中令，因事免官一段见于《宋书》卷三〇《五行志》一，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已经指出。小传只说义熙中，《五行志》是义熙七年（四一一年）事。《四库提要》卷一百四十二以本书自述知道敬叔于义熙十三年为长沙王道怜的骠骑府参军①。按本书卷七吴兴沈庆之条，述废帝杀庆之事，这一年末即是泰始元年（四六五年），大概即小传卒于泰始中所本。考敬叔于义熙七年为南平国郎中令，下距泰始元年已五十五年，假定他为郎中令时为二十五岁至三十岁，那末死时当在八十岁以上。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四二七年），大约五十余岁②。刘敬叔与渊明同时而略晚。他当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然而这一段却不像是《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倒象更原始的传说。我们认为陶、刘二人各据所闻的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敬叔似乎没有添上什么，而渊明却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并加以艺术上的加工，其作品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出《異苑》的蛮人也是在武陵发现这个石穴的。《異苑》所载的故事又见于《太平御览》卷五十四引《武陵记》，内容几乎与《異苑》完全相同。《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另外一条又说:“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武陵记》据章宗源《隋书经籍考证》，以为黄闵撰不知为何时入。但《后汉书注》既引其书，应亦是南朝后期著作。这本书中是渔人和射鹿蛮人的两种传说并列的。桃花源故事说明本之陶氏之记，射鹿蛮人虽无说明，观其文字，应即本之《異苑》。在其他书中，也还有类似的记载。《云笈七籖》卷一百十二《神①《异苑》卷三。②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谓寿五十六，古直谱谓五十二仙感遇传》蜀氏条：蜀氏①遇晋氏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夫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见城市栉比，闾井繁盛，了不见鹿。徐行市中，以问人曰:“此何处也?”人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志归路，以告大守刘悛，悛使人随往失其旧所矣。庾仲冲《雍荆记》曰:“武陵西（酉）阳县南数里，有孤山，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垅，拜而乞之，辄自拔，食之甚美②。山顶有池，鱼鼈(鳖)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岩室中有书千余卷，昔道士所遗经也。元嘉中有蛮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蛮人逐之。穴旁有梯，因上，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行数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蛮人惊遽而出，旋削树记路，却结伴寻之，无复处所。”按《神仙感遇传》见于《宋史·艺文志》，无撰人名，上面为杜光庭的著作，或亦光庭所撰，总之应为唐末五代时书。这一条记载其实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白鹿山小成都故事，当在后面再说。第二部分是引庾仲冲《雍荆记》所述，故事内容完全与《異苑》相同，但更确指石穴在武陵西（酉）阳县南数里。所谓庾仲冲《雍荆记》当是庚仲雍《荆州记》、《湘州记》之误。《隋书·经籍志》有庚仲雍《湘州记》二卷，《汉水记》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有仲雍的《江记》五卷，①氏字疑当作民，涉下氏字而误。②《水经·夷水注》称佷山县“东十许里至平乐村……从平乐顺流五六里东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窍东西广二丈许，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顿，傍生野韮。人往乞者，神许，则风吹别分，随偃而输，不得过越，不偃而输，辄凶”。野韮传说相似而地点不同。《汉水记》五卷，《寻江源记》五卷，又一卷。这一卷的《寻江源记》，亦见《隋·志》，但不著撰人名。《新书·艺文志》同《旧·志》而无一卷之《寻江源记》。《新·志》有《湘州记》四卷、《湘州图副记》，《旧·志》则仅有《湘州图记》一卷，都没有说庾仲雍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宋晃载之《续谈助钞》殷芸《小说》引庾穆之《湘中记》，姚氏以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按雍、穆名字相应，姚氏的推测可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称《艺文类聚》山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记》，似庚氏所撰《湘州记》和《湘中记》本是一书之异称。仲雍又有《荆州记》，见于《文选》注，《艺文类聚》所引。庚仲雍是一个专精荆、湘地理的专家，他的事迹一无可考，亦不知何时人，但殷芸、郦道元都引他的著作，当是梁以前人。他所记蛮人入石穴事大致本之《異苑》。但他指定石穴所在或亦本之传说。《神仙感遇传》另外一段蜀民入白鹿山事地点便不在武陵了。《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群鹿，引弓将射之。有一鹿所趋险绝。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叶陌周通。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此当即《神仙感遇传》所本。但《神仙感遇传》更加煊染为一个闹市，以求合于小成都之名。地点是在彭州九陇县，移到了四川，但射鹿入穴的内容和《異苑》，《荆州记》或《湘州记》相同。《周地图记》，公隋·志》著录一百九卷，不著撰人名，疑当是北周官书。如上所述，我们一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所载的故事内容。我们知道，陶渊明是曾在江陵住过一个时期的，他有“辛丑（晋隆安二年，三九八年）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题，其祭程氏妹文亦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皆可为证。刘敬叔于义熙七年(四一一年)为南平国郎中令，南平即在江陵之南。但刘毅是时方为荆州刺史，南平僚佐应亦随任江陵。以后他又作长沙王道怜骠骑参军，自云“在西州”，西州亦即荆州，道怜于义熙十一年（四一五年）以骠骑将军为荆州刺史，至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年）征还①。敬叔在江陵两次任职，居住时期较长。至于庾仲雍应是新野庾氏，这个家族自南渡后长期住在江陵②。江陵距武陵不远，我们可以推想陶、刘都在江陵听到这个故事，庚仲雍所述虽本之《異苑》也可能他原来听到过，而在写作时参考了《异苑》。《桃花源记》还提到南阳刘子骥。《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刘驎之传》：“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居于阳岐。”戴校本《水经·江水注》“江水又右径阳岐山北”下注云:“今考阳岐①《宋书》卷五一《长沙景王道怜传》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怜还。”刘裕平关中在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年）。②《隋书》卷七八《艺术·庾季才传》：“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南齐书》卷五四《高逸·庚易传》：“新野人也。徙居属江陵。”即今石首县西山，在江之南岸”①，刘子骥所居应即在此，距武陵更近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異苑》所记发见异境者是一位蛮人。具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一所载的《桃花源记》有注云:“渔人姓黄名道真。”传世《陶渊明集》李公焕本《桃花源记》亦有此注，陶澎笺注认为李氏据《搜神后记》注是有理由的。不管《搜神后记》是否为渊明所著，总述是南朝前期的书。还有稍后的《武陵记》也采取黄道真为渔人姓名之说，并且指出是明沅人。这里送给渔人的黄姓就颇有蛮族嫌疑。《风俗通》卷九“世间多有蛇作怪者”条称“武陵蛮吏黄高攻烧南郡”。《魏书》卷六十一《田益宗传》:“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又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漴城。”按《宋书·州郡志》郢州西阳太守属有建宁左县长称:“孝武大明八年（四六四年）省建宁左郡为县，属西阳。”《徐志》有建宁县，当是此后为郡。又蕲水左县长条称:“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年）以豫部蛮民立建昌、南昌、长风、赤亭……十八县属西阳。”②按照当时通例，左郡县的守令都以蛮族首领充当，所以黄天赐、黄公赏都应该是西阳蛮③。因此《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姓黄的传说并不偶然。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见异境者是蛮①《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荆州石首县下云:“阳岐山在县西一百步……《荆州记》曰：‘山无所出，不足书，本属南平界，范玄平记云：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县境无山，置此山，上计偕薄’。”②按据《宋书·州郡志》大明八年已废建宁郡为县。《南齐书·州郡志》并无此县，但卷五八《蛮传》称太祖时以西阳蛮田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责中郎将建宁郡太守”，似宋末齐初复立此郡，其后又废，至梁复立。③陈寅格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以黄道真的黄姓为溪人，亦即以为武陵五溪蛮。并引《尚书故实》黄氏为溪洞豪姓为证，我这里仅是补充这个说法而已。人或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的传说。《水经·沅水注》：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我们当然不想证明夷望山就是于此射鹿入穴的山，更不想把夷望溪当作《桃花源记》中的溪①。只是用以说明蛮民避寇进入深山在武陵是有传说的。蛮民所避之寇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就是历朝统治者政治上的乃至军事上的压迫，其目的在于掠夺蛮民财富。这种事例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史籍中的蛮传都有较详细的纪载，这里没有必要加以引证。本来山居的蛮族人民当遭受压迫之后，通常总是退入更深险的山中。我们知道深险地区一般不适宜于农耕，因而希望获得如故事所传的那样一块乐土是很自然的。此外，蛮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大致还逗留在氏族公社末期，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世袭的氏族贵族，但没有显著的奴隶生产制，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是不显著的。蛮族人民当然要受自己贵族的剥削与压迫，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压迫来自外部的各皇朝统治者。《宋书》卷九十七《蛮传》：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