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型

第一讲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二、交易费用三、制度四、制度变迁理论五、国家与产权六、增长的源泉七、中国—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八、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主要内容1、学派的流变奠基人凡勃伦贝利、康芒斯、米契尔加尔布雷斯科斯、诺斯Newinstitution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新经济史近代制度经济学过渡期新制度经济学2、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对象制度制度方法制度—结构分析法价值判断新古典经济学稀缺、供求均衡规范分析实证分析199119932009科斯诺斯福格尔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奥利弗·威廉姆森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在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方面，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专用性资产四个因素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关于企业组织有效的分析方面，威廉姆森认为，内部组织值得作为市场替代的厂商的主要特征，可表现为三种类型：激励、控制和所谓“内在结构的优势”。这三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是使企业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原因。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生长点狭义：一项市场交易活动所需花费的费用广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科斯第一定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资源如何分配，市场交易都会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科斯第二定律：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同的产权界定将会导致不同的使资源配置效率三、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1、制度的定义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宪法秩序、制度安排、规范行为准则2、制度的功能1）降低交易费用2）为经济提供服务并产生经济价值3）引导人们通过合作而提高经济效益4）提供激励5）使外部经济内在化四、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1、制度变迁定义：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2、制度变迁的原因：经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3、制度变迁的规律经济人：主体；有效组织：关键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相对价格、偏好适应效率路径依赖4、制度变迁的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盈利性、自发性、渐进性五、国家与产权—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关键国家—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基本目标：1）界定产权，市政府租金最大化2）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2、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关系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差异只有通过国家理论才能说清楚国家在产权界定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诺斯悖论：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而国家在产权问题上介入过深，又会导致产权的残缺。六、增长的源泉—新制度经济学破解增长之谜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诺斯，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在新旧体制转轨变型时期，制度创新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七、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与成本约束（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化）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广义地讲,市场化泛指一国经济中市场产生、发育、成长和成熟的自然的动态的演进过程。狭义来说,市场化是指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即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不断渗透和替代的过程。制度变迁五个步骤(1)由于相对产品及要素价格变化、市场规模变动、技术进步等原因，若干个人或团体预期到正的潜在制度净收益，从而形成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2)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具体的制度创新方案;(3)在预期净收益大于零的条件下，第一行动集团去推动乃至实施制度创新;(4)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如国家通过立法防止搭便车行为，助第一行动集团一臂之力;(5)两个利益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并就可能获得的创新收益进行分配。（二）制度变迁、博弈与制度创新三个主体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三个阶段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地方政府是连接中央治国者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也正由于他们的参与,给制度变迁带来了重大影响。(1)中央治国者之所以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对市场经济制度性质及演进过程中的风险缺乏相应的充分知识,因此才“摸着石头过河”。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为中央治国者创造了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知识传递和积累机制,从而加速了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问题认同。（2)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大大降低了改革演变成“爆炸式革命”的可能性。地方政府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后,就使微观主体有了反映其制度创新需求的渠道,并可能与地方政府合作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从而弱化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在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的互动中使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保持连续性,并具有帕累托改进效率。（3）地方政府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主动参与者的角色使中国的制度变迁轨迹呈现阶梯状,从而减弱了制度遗产对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的约束。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并非是一条平滑的缓慢演进的轨迹,更准确的描述可能应是“阶梯状的渐进式制度变迁”。（4）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可减弱市场取向改革的“政权约束”,使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从事的可导致本地经济更快发展的制度创新能够即时地向中央治国者证明改革的好处。中央治国者发现虽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有可能使传统信仰和政权基础遭到某种损失,但对新的产权结构进行界定和保护却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更多的财政收入,因此将会事后认可地方政府从事的自主制度创新活动。（三）改革的战略选择战略选择的原则：阻力最小化和预期最大化,以正确地判断形势并合理地使用和配置力量。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弈。制度是“公共物品”,政府垄断了国家的“暴力潜能”政府就能够强制地实施制度变迁;政府的强制实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政府必须对改革的全局负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政府的目的：实现财政收入以及政治支持最大化。由于政府目的的实现受到国民收入的制约,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以提高经济绩效。政府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利益再分配实现自身的目的。政府的手段：意识形态、行政权力、法律和税收等。强制性改革,采取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诱致性改革,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影响政府改革战略的最优选择：通过边际均衡分解难题,通过局部均衡各个击破以及通过放松约束因势利导。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目的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在改革的约束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力量和信息优势。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政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这样的改革战略。在改革的起步阶段,选择农村的制度安排作为改革的战略重点。诱致性改革与强制性改革相结合。边际均衡的改革战略,既通过承认有关制度主体的存量利益而化解改革阻力,又通过承认有关制度主体的增量利益而成了改革的动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并形成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其中,存量利益仍通过“计划”来实现,增量利益则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的此消彼长和关于“市场”交易活动的知识的进步,新的制度安排就能够逐渐地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基本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价格改革的战略选择同样具有类似的诱致性、边际性和局部性。对外开放典型的由局部均衡所带动的制度扩散过程起步阶段,中国政府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为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通过扩大这些地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权限,从而逐步形成了由南到北、由点到线和由线到面的沿海开放格局。在改革战略的选择方面成功的经验第一,战略目标的正确选择就是边际均衡。在改革过程中,政府要根据在各个阶段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目标,以合理地使用力量。边际均衡的实质是通过分解难题而最大限度地“软化”改革的约束条件(阻力最小化原则)第二,战略重点的正确选择是局部均衡。在改革过程中,政府还必须根据各个方面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约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战略重点,以合理地配置力量。通过各个击破而最大限度地“绕开”改革的约束条件(阻力最小化原则)。局部均衡也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战略。第三,选择和组合改革方式（根据两种改革方式的相对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诱致性制度变迁,代理人之间的“竞赛”可以降低政府的信息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放松约束来降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与有关的制度主体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因此,放松约束、因势利导也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战略。(四)、制度变迁的成本约束企业、个人和利益集团侧重于具体的、局部的经济成本方面的考虑。政府侧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如就业、社会稳定、政治参与等。在制度变迁中，涉及到成本在政府和利益集团、社会之间转移的问题。利益集团——制度变迁——以最少的成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把成本尽量转移出去通过政府的这个中介形式而最终转移到社会中去，采取非常隐蔽的、合法化的方式把成本转移出去，在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利益集团的成本转移行为往往还不会被社会公众察觉，故而也不会遭致社会公众的谴责和非难。我国制度变迁成本的特征（1）长期性。（2）递增性和延后性。（3）超经济性。“双轨制”过渡，新旧体制的并存不可避免的带来体制、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贪污腐败、寻租伴随着整个改革历程。（4）成本分摊的不均衡性。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重要程度是不同的。（5）成本与收益分布的非均衡性。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非均衡分布，在时间上：初期是收益的获得和成本的积累，后期则是收益的递减和成本的释放。中国进一步深化制度变迁的成本选择路径制度的制定、执行与变更成本一是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体间博弈是否充分，三是权力的分权方面。要选择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在改革成本分摊多元化的机制中，必须明确界定不同负担主体的负担规模；政府必须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合二为一，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摊的正常机制。（五）市场取向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1、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特征是:（1）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2）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3）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即其他利益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2、制度供给主体的偏好及利益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推进决策权分散化和市场化改革，将逐步面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经济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政治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导致政府权威得以维持的等级制的瓦解。随着等级规则的松动，权力中心对制度变迁方向、速度、形式等的控制能力逐渐弱化，改革“变形”便不可避免，即权力中心的意愿制度俱给与实际制度供给不相一致。如经济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又对权力中心的执政地位产生某种潜在威胁;扩权过程中的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待率;权威弱化造成权力中心为控制各级代理人的偏差行为需支付更多的费用;由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八、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需求诱致型（一）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1.“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诺思悖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将遇到“诺思悖论”,权力中心双重目标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力图获取最大化的垄断租金。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权力中心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