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曹胜高-国学基础课件

第一讲何谓国学?第一节国学的形成一、“国学”本义“国学”，国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章句：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大戴礼·保傅篇》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国学成为国立学术、教育机构。《晋书·裴頠传》：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熹平石经拓片《后汉书·朱浮传》：七年，转太仆。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晋书·万弟石传》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先秦诸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两汉儒学：阴阳、刑法、五行魏晋玄学：三玄、儒与道隋唐佛学：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宋明理学：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清代朴学：经学、诸子学、史学和文学二、国学的演进先秦：萌芽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阶段唐宋以至明中叶：成熟完善阶段明中叶以后：转型阶段中华文明的四个阶段：明中叶至清中叶：自我转型清中叶以后：被动转型当前乃至以后：自主转型转型期的三个阶段：1860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折》：“两书院分习之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主张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传统中学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在十九世纪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学说体系很难适应新的形势，而西学在制度、文化和技术上的优势迅速传播，许多青年转向西学。1902年秋，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到：“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1903年2月，《新民丛报》的《游学生与国学》呼吁设立“国学图书馆”。1904年3月，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学保存论》，提倡保存国学。1905年初上海邓实等成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成立了国学振起社。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说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1910年章太炎着《国故论衡》，用国故一词概括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和诸子学。一、国故：整理保存第二节国故、国粹与国学1919年初刘师培和黄侃等支持成立“国故社”。并在创办的刊物《国故》第1期明确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口号，希望能够宣传国学。钱玄同也在《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也说：“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所创办的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一、国故：整理保存傅斯年则提出“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不久，胡适也在《新潮》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并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系统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1923年1月，胡适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汪震、王正己《国学大纲》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也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一词之提出，乃与西学之新相对而言，反映了当时学者在潜意识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为古旧之学；特别是以“保存国故”为号召，又反映了他们既试图保有中国学术不使其断绝，但又无法寻找到国学自新的途径的一种矛盾心态。国粹说的产生，是担心中国固有精神的消失，民间的很多国粹论者纷纷开展“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学术救亡运动，如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等，章太炎的《新方言》、梁启超编着的《国文语原解》等。他们认为中学的渊博高深，完全包含西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社会政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诸子之旧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化光电之学，无所不包。”（《国粹学报》第9期）。二、国粹：敝帚自珍邓实是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曾主编《国粹学报》等，1906年撰文：“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黄节在《国粹学报·序》中称：“国固吾国也，学即吾学也。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为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国粹派认为，西学淹没了中学，主张复兴中学，批判欧化主义。留学生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组织的《学衡》也阐述了他们“昌明国粹”的思想宗旨：“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国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国粹”则是一个文化概念。言“国故”者，先定传统学问之“旧”；言“国粹”者，先定传统学术之“粹”。其前提为“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其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虽有整理、保存、研究之力，于思想、方法上虽有创新，却仅为延续传统学术而努力。汪震、王正己在《国学大纲》：“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三、国学：允厥执中章太炎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和中国历史六种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专论文字声韵之要义。中卷论文学，共七篇。讨论文学之界域及历代散文诗赋之得失。下卷论诸子学，以原学、原儒、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等九篇，通论诸子哲学之流衍嬗变。《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院章程》：“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吴宓：“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除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其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1914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4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5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厦门、东北、西北、中国、齐鲁等大专院校成立或改建了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清华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1929年撤销。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教授，另有讲师李济和助教赵万里、浦江清等人。国学研究院开办四年中，毕业生共有四届总计70人，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维新派如梁启超，革命派如章太炎；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钱玄同等，还是相对保守的刘师培、黄节、黄侃等，甚至留学生大家普遍意识到：无论西学如何传播，中国传统的学术、学问仍需要整理、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学研究，开始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一是确立了现代学术分类，将传统经、史、子、集分为语言、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二为打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诸多学问。三为开辟了新研究领域如边疆史地、考古学、风俗调查、方言研究、音韵分析等；四为革新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文史互证法、调查比较等。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进程中形成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总结。一、国学的定义第三节国学的价值1、国学研究是揭示中华文明演进及其本质特征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手段。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叙》:“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二、国学研究的必要性经历了19-20世纪的探索和吸收，中国人文界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不断浸入，中国学者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存在的一些盲区和误区，尤其在中国古典人文传统的研究中。21世纪的学者，应当有勇气也要有责任建立适用于中国自身学术体系解析的理论架构。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真正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新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国学研究是保持中国学术独立和思想体系完善的重要方式。陈寅恪认为“中国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