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及启示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及启示【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历尽千难万险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与道路理论的形成有着一个逐渐认识和提高的过程,其中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一理论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型。【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道路；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性质没有改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民党统治集团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怎样继续坚持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毛泽东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警醒，开始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决定了三件大事：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召集中央会议。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必须依靠农民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会议还提出改编革命队伍的任务。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转折。大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对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失败后，起义部队南下，-1-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共先后在各地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党虽然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还缺乏充分认识，上述武装斗争的方向没有指向广大的农村，而是主要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在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百余次起义，都以攻打和占领大中城市为中心，都失败了。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反革命势力控制全国政权，掌握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没有条件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展起来之前，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时，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地区的井冈山进军，从而迈出了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步，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逐渐向农村转移。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就在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仍在发展并不断左右着党的指导思想。由于受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对于党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吸收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红军，共产国际认为，“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是农民。……是十分不正常的”。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党的组织成分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适合中国特的革命道路的探索。-2-大革命失败后，党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表明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影响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指出，中国革命“首先便是……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但他同时又指出，“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并进一步指出，“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瞿秋白一方面认为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但另一方面却又把依靠城市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作为工作的中心，并十分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重要性。在这种不间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强调城市工作的同时，党对组织和领导农民，发挥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则不够重视。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在农村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左”倾教条主义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忽视农村工作，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严重阻碍着党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城市中心论”又以新的形态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继续主张红军占领大城市，并主张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并最终导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客观上宣告了“城市中心论”的最终破产。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3-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立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还有众多的农民赤卫队，空前壮大了革命力量。农村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局面，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途径，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通往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1.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黑暗的中国，独立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同样应坚持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不畏国际敌对势力仇视，坚定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面临国民党及其他各方面的诱惑，虽有极少数党内败类出现，但绝大多数党员都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勇敢地跟着党的路线，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在当代也是很有学习价值的。当今社会的开放局面使许多党员禁不住诱惑，成了贪污腐败分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坚决予以严惩。在党内的思想作风建设中也应重点强调问题严重性，提高党员抵御诱惑能力。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历尽千难万险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与道路理论的形成有着一个逐渐认识和提高的过程,从一昧听从共产国际只会到开创自己的道路，确是走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路，但也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革命路线。而当今的建设也需要我们开拓创新，不盲从他人经验，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建设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参考文献】[1]王沪宁，王梦奎，王维澄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3-116.[2]周战超.中国革命独创性道路的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J].党建杂志,2002,（9）:32-33.[3]杨鸣,宗成康.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的探索对武装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3:26-31.[4]杨会清.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与井冈山的斗争实践[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6:21-25.[5]顾兴斌,胡松.毛泽东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历史性贡献[J].新余高专学报,2005,10（4）: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