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刍探-2019年文档资料

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刍探内容提要经济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之一。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以王朝政府为后盾，以重商主义为依托，对英国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将文化认同与经济举措相结合，将君主利益与商人利益相联结，以经济政策作为支撑，适应了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国家共识，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最终促成了国家的转型。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意识、认同、忠诚和热爱，是对本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强大的追求和理想。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是指在经济政策、经济思想、经济实践中，尤其是在与他国的经济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保障民族国家安全和发展民族国家实力的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与情感。在经济民族主义形态主导下，民族国家往往特别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甚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对他者(国)持敌视态度，因而其利己性和排他性特征往往或隐或显。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弱者反对强者或竞争者之间对立的国家政策，而且可能是强国对弱国的态度与措施。不过，作为一种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强烈情感，经济民族主义更多地是存在于那些经济上比较弱小而又急于保护自身初兴产业的民族国家中。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便是典型一例，值得关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在国外，美国学者海斯、科恩、安德森，英国学者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史密斯，法国学者德拉诺瓦等虽普遍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西方诸国的反对封建专制、建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要么是前者催生了后者，要么是后者激发了前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往往偏好于将民族主义视为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产品或观念，倾情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态，普遍将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段设定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于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往往避而不谈，或至多顺便提及。在国内，最早对近代西欧民族主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李宏图。他选取“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为研究时段，将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分为民族国家阶段和民族殖民扩张阶段，并着重分析了民族国家阶段的民族主义，认为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有两种形态，即：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意义非常强烈的、民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形态，以德意志为代表的、偏重从文化层面去保卫自己民族和创建国家的、具有文化特质性的民族主义形态。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很少涉及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庞中英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及英国经济民族主义，但他将起始时间定在18、19世纪，因而影响了他对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问题的分析。笔者所见，其他有关民族主义的论文则不曾提及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众所周知，英国是近代西欧发展史上最具特质的国家，它之所以能由一个积弱的、偏居欧洲边缘的小国跃升为欧洲和世界强国，并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几多基石，经济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有何具体表现与主张?有何社会影响?拙文拟就此做一梳理与分析。一、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成正如法国文明史学家基佐所说：“没有一个伟大的事实、没有一种社会状况是一下子就完完全全地出现的，它总是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许许多多属于不同时间和不同来源的各种不同事物所造成的结果。”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也是如此。最初，英国民族主义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的强烈情感。尽管学界对英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存在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年)，英国的民族意识已日趋强化。当时，“英格兰应当是英格兰人的国家”之类的爱国性口号，在整个英格兰迅速流传。英语也开始受到重视，“清除英吉利语言，会遭上帝的谴责”的观念渐渐成为英国社会精英们的共识。为强化文化认同，从1362年开始，英国政府将英语规定为议会和法庭的工作语言。这种努力逐渐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在1414―1417年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宣称：“无论人们将国家理解为由于血缘相同、习惯一致及语言统一而与其它民族区别开来……还是将国家按其应该被理解的那样理解为与法国同等的领土，英国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不过，这种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民族情感，并不能真正提高英国的实力和地位，英、法“百年战争”最终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场战争使英国人强烈意识到经济实力对于国家强大的实质性作用，也使他们逐渐有了将民族情感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的观念。由于加入了经济因素，英国文化认同式的民族主义才逐渐转变为经济民族主义。“百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内部又发生了“玫瑰战争”(1455―1485年，亦称“蔷薇战争)，英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个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这种背景下，人人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发展民族经济。英王亨利七世顺应并宣扬了这一迫切需要，他利用贵族力量被削弱之机，通过武力和才智开创了都铎王朝(1485―1603年)。因此在几乎所有英格兰人的心目中，亨利七世和其子孙的王冠本身就象征着英格兰的统一，意蕴英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有了发展的土壤。然而，有了发展的土壤并不意味着英国经济民族主义立即自生自长。在亨利七世获得王权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人口仅有300多万，是西班牙人口的1/2，法国人口的1/4，德国人口的1/5”，国内经济以农业为主，商业基础薄弱且基本上被国外商人控制。汉萨同盟商人、意大利商人和西班牙商人几乎垄断了贸易市场，且在英国享有特权。它们的强势反衬了英国的贫弱和英国商人的无足轻重，也显露了以关税为主要财源的都铎王朝政府的困境。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稳固自己的政权基础，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一方面不拘泥于出身和政治背景，在任命、提拔和奖赏政府官员时主要依据个人的能力和忠诚度，使不少出身低微但富有务实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身居要职。另一方面，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不得不像前朝的政府一样大举借贷。但迫于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激情，同时也为了使人民相信君主就是英国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者，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不再像以往的王朝那样向汉萨同盟商人大肆借贷，转而向国内大商人贷款。因此，那些能够为都铎王朝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商人备受政府的重视，渐渐获得了政治权力。如大商人托马斯?格勒善就曾担任过爱德华三世、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三朝政府的财政代理人。商人们掌权后，往往鼓动政府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因此，在英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和民族国家形成之时，商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务实精神，将民族情感灌输于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中，为近代早期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打下了深深的经济烙印。当然，应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君主们的利益与商人们的利益具有趋同性。君主们强调大力发展贸易以增强国力和稳固统治，也就是说：“干涉经济事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制造业和扩大贸易额，而且是为了使更多的财富流入国王的财库，使国王有能力建造舰队，装备军队，让全世界敬畏他的政府。”商人们则期望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加强与欧洲大陆国家贸易对手的争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但商人们并非赤裸裸地强调其个人利益，他们往往通过彰显民族主义精神来隐匿其自身真实的利益追求，“把巩固民族国家放在第一位；货币的、保护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成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事实上，当时许多英格兰商人都对他国贸易对手怀有敌意，而对本国则怀有激情。如威勒在《商业论》一文中将汉萨商人描绘成：“对英格兰图谋不轨者和头号民族敌人西班牙的支持者。力图通过价格战，竭力破坏贸易商行的贸易；公然支持西班牙，图谋置陌生人于我们之上；试图重建教皇体制，妄图最终将整个英吉利民族和女王陛下的子民纳入身心痛苦的奴隶制度之中，置之不信神明的迷信国家体制之下。”因此在他眼里，汉萨同盟商人与英国的国家利益势力不两立，故而他强烈呼吁政府取消汉萨同盟商人的特权。罗莱泽认为，虽然英格兰地理位置更为优越并且拥有成为世界最大商业帝国的自然资源，但这一角色却落入国土相对较小的、野心勃勃的荷兰人手中，而且该国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源；对英格兰的繁荣和荣誉而言，荷兰的崛起意味着威胁和损害，因为它削减了英国的商贸，破坏了英国的航运，尤其是荷兰人用英格兰的商品在各地挤压英格兰人，这是英格兰民族的耻辱。罗莱泽力劝詹姆士国王，请求他关注王国的重大衰落、人民的穷困潦倒、商人公司的失信以及国家蒙受的耻辱，并应大力发展本国商业贸易。⑥达维南特强调，他本人向政府提出的商业意见完全是出于对政府的一片好心，是为了国王陛下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他声称自己的一言一行莫不以它为准则。可见，近代早期的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者并非如克里斯廷?M?哈伦(christineM.Harlen)所形容的那样，“对贸易有一种否定的解释”。事实上，近代早期的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者非常赞成在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下开展国际贸易，他们不赞成的只不过是国内市场无条件地向国外竞争者开放而已。二、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与主张必须承认，与其他民族主义形态一样，经济民族主义本身也没有纯粹的表现形式，它往往与某种经济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表现为经济主张或经济思潮。在近代早期的英国，重商主义是其基本国策和主流思潮，因而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含于重商主义思想中。或者说，重商主义是近代英早期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依托。重商主义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尤其是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相联系的垄断性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或核心部分始终是如何能使一个国家变富、变强，如何能使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因此，当我们透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及思想中个体追求财富的欲望时，贯穿于其中的强烈民族情感，即对英格兰民族的热爱与眷恋之情便扑面而来。尽管重商主义者都没有使用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但从他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中透露出来的是无法掩饰的对英吉利民族的认同意识与炽热情感。现以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Mun)为例。他的名著《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TreasurebyForeignTrade)，既是重商主义的“圣经”，也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书”。他在书中写道：“英国广大、美丽、丰饶；有由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有许多口岸与港口，它们都是敌人难以进来且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番红花、谷物、食料、兽皮、蜂蜡和其他自然资源等)出口的便道；倘若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英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他将英国人称为“我们”，且对“我们”满怀深情和自信；将非英国人称为“他们”或者直呼该国名称，并对“他们”充斥敌意，认为应该对他国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范工作，即使是当时与英国关系友好的荷兰人，也应该记住：“其实在一切基督教国家的人民里边，再没有人比他们对我们的海外及本国的航业和贸易有更大的破坏、损害和压力。”他还强调对英国的民族感情应该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对祖国的关怀和服务，与其说是在于了解别人应尽的义务，还不如说是在于熟练地搞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商人们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积累个人财富，而应该在增加个体和国家财富的同时，“留心观察外国王公们的经常收入与支出，以及他们的海、陆实力，他们的法律、风俗、政策、礼节、宗教、艺术等”。托马斯?孟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着重指出，对外贸易的真正目的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巨大荣誉，我们的技艺学校，我们的需要的供应，我们的贫民的就业机会，我们的土地的改进，我们的海员的培训，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重商主义是为着建设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依托重商主义来展现，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主体也自然是重商主义者。在经济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民族主义者都把对英国的关怀和服务化为务实性的经济实践活动，努力开创英国对外贸易的新局面。同时，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围绕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