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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出土文献整理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第二节简帛文献第三节敦煌文献第四节出土文献与古典文学研究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1、出土文献“自然发现”的历史概况出土文献指从地下发现的古代文献资料,主要指著于出土文物之上的文字材料,不包括图画饰物等古代文物。文献的概念比文物要窄得多。文献学所言出土文献更主要指近代(1840)以来借助现代田野考古手段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献,主要有甲骨文、金石文献、简帛文献及敦煌文献几大类别。出土文献为表明文献发现方式的概念,而非一个历史时代概念。出土文献并非近代才有,而是历史久远。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周易·系辞上》有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虽不甚可信,但《管子·小匡》等篇也有记载,可见当时应有更早的前代文献出土。汉代出土较多的青铜器等文物,上面刻有金文等古文,《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有记载。魏晋南北朝以后类似出土文献更多,魏晋时期以汲冢周书(战国简牍)的发现最为有名。到了宋代,人们更有意识搜集金石碑刻,使金石文献的搜集、鉴赏和研究成为专门之学。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古代出土文献随后基本汇入古代文献典籍之中,今天多已作为普通文献而加以使用,因此,对古代历代“自然发现”的出土文献已被视为普通的古代文献。通常所指的出土文献则近指现代以来地下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献。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2、现代以来出土文献的概况自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我国现代大规模出土文献主要有:1899年开始绵延整个20世纪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整理。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及随后陆续被发现的大量敦煌文书。20世纪初东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大量西汉以来墓葬纸质文书,统称“敦煌吐鲁番文书”。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等于新疆楼兰、于阗和甘肃敦煌等地发现的汉代简牍(罗振玉、王国维依据此而初步整理出《流沙坠简》)。1926年我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等人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等在新疆居延等地发现数千支的“居延汉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简帛文献,约29件12万字,主要有《老子》甲乙本、《黄帝内经》、《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秦简,多属法律文书。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简牍文献,含《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春秋》及屈原、唐勒作品残简等。1959-1972年在甘肃武威三次出土的汉简,以医学等科技内容为主,称“武威汉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之西汉汉简,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吕氏春秋》、《庄子》等内容。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1960s以来湖北出土之战国楚简;近年上海博物馆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之1200支楚简也出自湖北荆门。1950s以来湖南发掘战国楚墓之大批楚简,总计逾10万枚,为历次出土文献中数量最大者。虽然出土文献属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领域,但很多出土文献长期以来受到一些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形成为专门之学,如研究甲骨文的甲骨学,研究金文、石刻的金石学,研究出土简牍的简牍学,研究敦煌文献的敦煌学等等。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3、甲骨文文献的发现及其整理研究在我国浩瀚而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以年代久远而论,甲骨文献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了。甲骨文献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确切地说是殷商和西周早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字记录,是现在能见到的我国最古老的文献实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4、历代金石文献概况及其整理金石文献包括金文文献和石刻文献两部分。金文为各种镂刻和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石刻即刻于石头上的文字,含石经、碑版、墓志、石阙等。对各种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进行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形成一专门之学——金石学。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严格意义上说,金石文献并非都属于出土文献,有历朝相传的礼器、许多立于荒野而未被埋没的碑石等等都是如此。近代以来金石文献搜集、整理的主要成果约有: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收录其家藏金文拓本4831种,1937年依原拓本影印。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多次修订,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定名。收西周青铜器250件,东周261件,创立了青铜器考释中的标准器比较法,在金文研究史上具有突破意义。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收商周金文拓本、影印件、摹本8974件。严一平《金文总集》,收金文拓本、摹本8000余件,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版,浙江古籍有翻印本。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1994年中华书局出齐,共18册,采录原拓本制版者8603件,为迄今最好的金文汇集本。《寰宇访碑录》,清孙星衍撰,邢澍订补,为收录石刻较多的文献目录,著录周秦至清代石刻8000余种,包括部分瓦当铭文。但收录石刻遗漏仍较多。罗振玉、赵之谦、刘声木等各有补编。第一节出土文献的类别及整理《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0卷及《补遗》1卷。赵万里撰,收汉魏至隋朝墓志拓本609通。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唐代墓志汇编》,周少良主编,收唐代墓志4000余种,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收1949年以来新出土墓志,分省出版,已出河南、陕西卷各二册。第二节简帛文献1、简帛文献概念及其基本特点简帛指古代的两种书写材料简牍和缣帛。晋代纸张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以前,文字一般书写于竹片和木制长条上,前者为简,后者为牍,简牍用绳连缀成册。甲骨文中有“典”、“册”等字,说明商代书写材料已有简、牍。第二节简帛文献帛指缣帛等丝织物,作为书写材料,几乎与简牍同时并用,但缣帛较昂贵,使用不如简牍广泛。且缣帛保存不易长久,故出土文献数量远不及简牍。一般而言,西北出土简牍多为木牍,南方出土则多为竹简。第二节简帛文献2、重要简帛文献整理成果概述《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撰,1914年日本初版,1961年中华书局再版,按文书性质编排,分三大类: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屯戍丛残考释、简牍遗文考释。其主要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公布的533支简牍照片整理。《居延汉简甲乙编》,共收有释文的简牍9200-9300枚,为目前最为完整的一部居延汉简著作。第二节简帛文献《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共六册,自1981年起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节简帛文献3、简帛文献的学术价值(史料、校勘与自身研究价值)第一,史料价值。简帛多战国秦汉之物,且未受当时或后人的改造,更多保存了历史的真实,可弥补现有史书的某些缺失。简帛文献首先可补传世文献之缺漏,如1977年酒泉玉门花海出土一枚汉武帝遗诏:第二节简帛文献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嗣,加增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灭名绝纪。审察朕言,终身毋已。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囗如囗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史书关于汉武帝遗诏记载不详,这份遗诏正弥补其不足,对研究西汉历史和汉武帝本人都是重要资料。第二节简帛文献第二,校勘价值。简帛文献可校古书时代及其内容真伪、校补古书讹误等。如《孙子》一书曾受怀疑为并非春秋孙武所作,而是战国孙膑所作,又有认为《孙子》十三篇为曹操的节本,只有《四库全书总目》及孙星衍认为《孙子》为孙武所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种种怀疑烟消云散。第二节简帛文献其次简帛文献可校正传世文献之讹误。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战国纵横家书》,其内容可与《战国策》、《史记》相互映证,而少《战国策》铺张扬厉的特点,因而内容较《战国策》为可信,可校正《战国策》、《史记》之误。如《战国策》之“触詟”,《史记》作“触龙”,莫衷一是,而《纵横家书》正作“触龙”,因而明《战国策》之误;又如苏秦、张仪年代先后问题,《战国策》、《史记》似乎都将苏秦置于张仪之前,不合于史实,而《纵横家书》正将张仪置于苏秦之前,因此可纠正二书之误。第二节简帛文献第三,研究价值。简帛文献本身即是重要之文献资料,利用这些文献,可使我们的研究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170余枚《诗经》竹简,其文字与今本《毛诗》有许多差异,且与齐、鲁、韩三家亦不尽相同,因此,汉代传诗或不止四家,汉代传诗情况或应重新研究。第三节敦煌文献1、敦煌文献(遗书)发现概况及其种类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第三节敦煌文献(1)发现和被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第三节敦煌文献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第三节敦煌文献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第三节敦煌文献(2)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第三节敦煌文献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含少量西域文字)胶卷为2001~6038号(内缺4100~4499号)。中国北京图书馆藏量最大,已达1万余号(现胶卷编号至8418)。第三节敦煌文献日本藏量不大而且比较分散。大谷大学图书馆藏34号,龙谷大学和京都藤井氏有麟馆都有数量不等的收藏;私人如中村不折、滨田德海等藏600余号,总计约千号。奥尔登堡劫往俄国的敦煌遗书,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孟希柯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二册著录了2954号。近年苏联公布的入藏总数已达11375号,但苏联藏品多为碎片。第三节敦煌文献上述主要收藏单位之外,还有不少零散藏品分藏在某些国家,如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东柏林图书馆等,都有一些零散藏品。另外中国台北“中央图书馆”藏144号、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藏367号、敦煌市博物馆藏78号、甘肃省博物馆藏137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藏22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300余号、上海图书馆藏182号,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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