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学家成长的过程-李远哲教授淡大演讲稿

一位科學家成長的過程－李遠哲教授淡大演講稿李遠哲前中央研究院院長-1-錢院長、錢主任、劉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祝賀淡江大學55週年校慶。55年的學校還蠻年輕的，我是1936年生，所以今年算是70歲的年輕人。我說70歲的年輕人是因為最近可能大家看到報導，再過20年，我們對細胞重建修復的生物技術會有很大的進展，以後人類的年齡聽說可以延長到1000歲，那是非常嚴重的事，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到醫院苦苦哀求說：「醫生，我累了，讓我走吧！」，醫生就說：「不，我們是為維護生命而存在著的，你900歲了，還要再努力工作100年，才讓你離開。」這是個可怕的構想。今天我在這裡跟各位談我的心路歷程，也講講對年輕人的一些期許，不過各位也一定會想說：「你是跟我們有半個世紀時代落差的人，你的經驗對我們有用嗎？」我想，時代環境確實很不一樣，但是一個人走過的路，對別人總是有用的，所以我今天願意跟各位分享我成長的過程──一個科學家是怎麼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過來的。我剛才講我是1936年生的，我媽媽是幼稚園園長，所以我就是在幼稚園出生，在幼稚園的環境裡長大的。我進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到了尾聲，美軍勢力一直在往西移動，日本節節敗退。那時候的台灣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所以我們剛上一年級就開始擔心美軍的轟炸，上學都拿一個頭巾，用棉花做的很厚的頭巾，讓炸彈爆炸的時候不要傷到我們的頭。一開學就在防空演習，演習了不久，有一天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不一樣，不像戰鬥機，是個非常沉穩的聲音，沒想到，第一顆炸彈就丟到離我家50公尺的地方，我家的門都炸開了。那時我們躲在防空洞裡，轟然一聲地大家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家隔壁是一個學校，日軍把那個學校當作司令部，美國不曉得是怎麼知道的，第一顆炸彈就扔那裡，那一天在新竹丟了不少炸彈，現在的清華大學那一帶是燃料廠，海軍放燃料的地方，燒得遍地通紅。我們沒帶東西就往山上跑，跑到姑母的佃農家裡住，沒想到一待就是兩年，過著沒有上課，非常快樂的日子。我們到了山上，我父親說：「你哥哥剛上中學，要在城裡面救火」，所以看著我說：「遠哲，你是家裡最大的男人」。我那時只有7歲，但是我父親說：「你要保護家人，幫媽媽做很多事」，我說好。從第二天開始，我就跟我姐姐到山下挑水，每天大概挑15趟，只有7歲就做了很多非常辛苦的體力勞動，也學種菜，農夫做的很多事我們都學了，但在這段日子裡面，我接近大自然，常常到外面捕魚，有時候三更半夜到樹上捉黑文鳥，在牠們的蛋孵化之後，我們半夜就把整個鳥巢摘下來，把黑文鳥帶回家養，看牠們的成長。我們在山上滿山遍野地跑，有時候還找到狐狸洞，口渴的時候就採甘蔗吃，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整個季節的變化、氣候的變遷，學了很多。有時候看到老農民採了竹子之後，把竹子剖開，把竹皮分出來作竹籃子，我每天都在那裡看，一個禮拜之後，我自己也拿一把刀砍竹子，把它劈開，也做了竹籃子。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是很愉快的。有時候我也有些大的發現，比如說颱風過境之後，湖水溢流，就像瀑布一樣流到下面。第二天我在下面玩，發現石頭就像篩子一樣把很多魚就夾在裡面，我就把鄰居的人都叫來，翻開許多石頭，捉了一籃一籃的魚。後來當有人問我，在我接受教育的這樣多年之中，那一個時段對你是最有用、最好的？，我總是說：沒有上學在山上接近大自然、從大自然學習的這兩年對我是最有用的。當然，那些日子要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去體會恐怕是不容易的。我也記得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天，我在山上看到日本的一個小男生，15歲左右，他是特攻隊。你們可能不曉得日本到後來節節敗退，一個飛機飛出去之後看到美國的船隊，航空母艦，或者是巡洋艦，飛機就直接衝下去打艦艇，把大的戰艦打沉，那時候很多日本大學學化學的人護送過氧化氫從日本到台灣，把過氧化氫裝在飛機上。許多20歲、18歲的男孩都死了，到最後開車、開飛機的是15歲的小孩。那一天我在山上看到15歲的男孩子在樹底下哭，我雖然很小，才不過是9歲的小孩子，就問他說：「你為什麼哭？」他說：「明天是輪到我上飛機要打美國軍艦的日子，我明天就不在這世上了。」他在那裡哭。過了兩天我又看到他，我說：「你不是去了嗎？」他說：「飛機的一個儀表壞了，我不能夠下去，就回來了。」我就說：「你自己弄壞的喔？」他不置可否地在那裡笑。大戰結束之後，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轉變。我們看到日本人走了；我第一次聽到三民主義、自由平等；-2-我們拿著國旗到火車站迎接國軍，社會的轉變對我們衝擊很大──社會制度的改變，政權的更換，還有後來政府的腐敗到惡霸。那時候我雖然年輕，還掌握一些社會到底是怎樣在改變的情況。我們那時候從報章雜誌上看到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以色列建國把巴勒斯坦的人趕出來；後來在大陸中共革命戰爭的過程裡，看到報紙上寫的開封陷落、金元在上海兌換的暴動、共軍過長江，一直在小小的年紀裡受到很多的衝擊。在這轉變的過程裡面，我們的生活是很苦的，因為那時候很多物資都要用在戰爭上面，我家有9個兄弟姐妹，我還記得年輕的時候，從學校回來常常要做火柴盒子賺點外快。小時候，一個讓我比較不容易適應的事情是小時候在日本統治下長大，我只會講日語，不會講閩南話，大概沒有人會講國語。戰爭結束之後，我從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轉到一般的國民學校，同學看到我就說：「你是三腳的。」因為他們罵日本人是狗，四條腿的，台灣人是人，是二條腿，我不會講閩南話，就說我是三條腿的-「三腳仔」(閩南語)。每天上學，全班的50個人都找我吵架、打架，我跟我堂哥兩個是轉進去的，每天面對著50個人，在口袋裡面裝滿了石頭，因為我們打不過啊！一面丟，就一面走回去。但因為這麼打著，三個月我們都打成一片，變成很好的朋友，閩南話也學得很快，三個月之後就講得「很輪轉」。在這個時候，有些事情對我是影響比較大的。我們三年級的時候開始學國語，從ㄅㄆㄇㄈ開始學，到了五年級時已經可以看書了。進步得很快啊！我記得那一年過年的時候，媽媽給我壓歲錢，我哥哥說要到書店去買書，我就跟他到一家「雅雅書店」──這個老闆後來被槍斃了，說思想有問題，那時候思想有問題的人是很容易被槍斃的，那種在威權統治下的可怕情況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我跟我哥哥到雅雅書店，看到一本叫《開明少年》的雜誌，是上海開明書店在上海出的，那個時候上海還沒有淪陷，我哥哥買中學生雜誌，我買一本《開明少年》回去看。那《開明少年》打開看的時候，真的是大開眼界，其中有一篇報導，叫做《藍色的毛毯》，講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怎麼樣把社會轉變過來，從一個農奴的眼光看整個社會的轉變，給我很大的衝擊。我看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台灣那麼的不理想，社會的腐敗讓我們年輕人看了真是受不了！我常常跟媽媽說：「媽媽，我們不必要接受這樣的一切，社會經過努力是可以改變。」所以五年級的時候，我就一直相信社會是可以改變得更好。我小學的時候，頭兩年在山上沒有唸書，後來很努力的，三年級、四年級唸了些書，但是我一上五年級後，聽說全省少年棒球比賽第一屆就要開始，我們學校在選拔棒球選手，也許是我跟人家打架，滿口袋的石頭每天都在丟，球也丟、接得不錯，就被選為棒球選手，接受訓練。從那時候開始，五年級每天下午我沒有上課就到操場練打球。我們大家知道台灣少棒的訓練跟職業棒球隊一樣嚴謹，我們從丟球開始、滑壘、揮棒、怎麼樣揮得平，每天下午都在練，我打的位置是二壘手。我們的校長是一位軍國主義者，無論做什麼我們的小學一定要得冠軍，所以我們在新竹縣得冠軍之後，後來也到台北現在的二二八和平公園跟龍山國小、西門國小比賽，我們後來得過全省第三名。到了六年級時，全省少年乒乓比賽要舉行，我也打乒乓，其實我小時候除了唸書之外，到外面打球的時間實在很多。那個時候更誇張，一到學校老師就叫我們跳繩，因為打乒乓球，腳的跳彈力是很重要的，每天早上跳繩，中午過後開始打對角球，短球、長球，打到最後，我常常跟老師說：「我覺得乒乓拍子變成我身體的一部份，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血液是流到乒乓球拍裡面才流回來的。」我那時候打哪個角落都打得很準，結果我代表新竹縣參加比賽，我們這隊得到了省冠軍。全省乒乓球比賽的前一天，我們到廟裡去拜，我不相信這一些，就在那裡拿著香說希望明天全軍覆沒，因為我不相信，沒想到我說全軍覆沒的時候校長正好站在我的後面，他就從我的頭頂「呯」地打了一下。雖然已經過了快60年，每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頭還是會痛一下。後來第二天我們得了冠軍，我跟校長說：「你看，拜神明是沒用的，我說全軍覆沒，但我們還是贏了，是靠我們的實力贏來的。」校長：「你不對，因為你不相信，你講的不算，我在後面講的，我們的祈福才算。」那陣子，有人晚上到學校補習，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到學校補習，不是那麼認真，那麼嚴厲，大家還是很輕鬆地過日子。我們國小畢業的時候，新竹中學是從桃園、苗栗、新竹縣三個縣招生，那時候還沒有新竹市，這三個縣裡面要錄取100名，所以那時候考新竹中學是很不容易的。那時候有口試，小學的校長在訓練我們準備考試時，口試的預演題就是「你將來要做什麼？」。有人說想做老師，有人說想做醫生，校長說：「不行，不行，新竹中學不要說這樣的人，一定要說當總統。」-3-我記得到新竹中學去口試的時候，大概有好幾百人是從新竹國校報考的，第一個進去口試，被問：「你將來要做什麼？」，回答是：「我將來當總統」；第二個進去，「你將來要做什麼？」，「我將來當總統」，一連串的都當總統。但是問到我的時候，我說：「我要當科學家」，那個口試的老師說：「你為什麼不是當總統？新竹國校都是要當總統的，為什麼你不當總統呢？」我說：「我真的是想成為一位科學家。」後來，我很有幸地被錄取，到新竹中學以後的三年確實是相當美好的日子。辛志平辛校長對三育並進的教育非常堅持，所以中學一年級如果50公尺游不過，暑假還要補習，一定要游過50公尺才讓你升學；音樂方面，音程練習一定要從Do-Re-Mi-Do-Mi-Re-Mi-Fa-Re-Fa開始，一直到初中三年級畢業時要唱八個音階，所以到了初中畢業的時候，無論什麼歌拿起譜來就可以唱歌，我們的訓練是非常嚴謹的。但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新竹中學那時候有個「學生自治會」，學生們覺得我們將是國家的主人，學生自治會主辦所有的活動，包括初中、高中的學生都在內。很多課外活動像戲劇社、合唱團、管樂隊，或者是班級間的比賽、壁報比賽，這些都是學生自治會在辦的，而且那時候功課很少下課又早，下午三點鐘就下課，我們有很多的時候做課外活動。我從來沒有一天是在夕陽西下之前回家的，有時候打球打到眼睛看不見球，才拿起書包慢慢地從新竹中學的山坡走回去，回到家裡作點習題之後，就看很多課外書，課外書看得非常非常地多。我還記得我們班上有一位原住民同學。那時候新竹中學被指定為原住民的學校，有很多原住民的學生在我們班上，他們50分就可以及格，我們要60分，但是每次有越野賽跑、田徑比賽，為班上得光榮的都是原住民的學生，歌唱比賽也是一樣。後來有人問我：「原住民同學在你們班上學業趕不上，他們會不會有自卑感？」我說：「沒有啊！因為辛校長一直推動三育並進的教育，所以原住民為班上爭取到的光榮比平地學生還多，其實他們也有很多成績非常不錯的人。」前一陣子，一個原住民電視台找到一位我班上的同學，是一個泰雅族的頭目，我已經超過半世紀沒看到他了，他希望安排跟我對話，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他。有一年，一位原住民同學得了肺病，但是回到家鄉還是得非常努力地做農事，結果就去世了。我們的班導師蘇森墉老師是音樂老師，新竹中學有十年在全省合唱比賽得到冠軍，都是蘇老師一手培訓的，他就作了一個曲子，是追悼歌。歌是這樣開始的：「風蕭蕭雨飄飄，朋友已經默默的去了，你是多麼強壯而年少，你背負著山地無數人的希望，你將是山地的英豪，怎麼想得到…….」，我們還開了一個追悼會。那時候日子過得很溫馨，在學校裡過著非常理想的生活。直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蘇老師來找我說：「遠哲，你們班上同學大家處得那麼好，你們同學都想升學，都要升高中，如果全班同學都能考上新竹中學的高中部不是很好嗎？」他建議說：「我們為什麼不組織個升學共勉會？你的理化、數學都很好，應該可以幫忙班上的學生。」我覺得老師的這個建議很好，就說：「好，我應該幫班上的同學把理化學好。」我於是就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