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1《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龚重谟·摘要：《紫箫记》的写作，徐朔方先生考证为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作于江西临川。笔者根据《记钗记题词》“往余所游”的“游”字、汤诗《赴帅生梦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等诗文及被指为“讥托”的剧情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该剧应是万历八年作在南京，时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三个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游”到南京后进行“度新词与戏”。剧本未完而搁笔，是因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所致，非友人散去造成。《紫箫记》虽“不成熟”，但不等于它没有价值。“一曲才就，辄为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竞达到“观者万人”，“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的效果。说明剧本影响观众，启发动观去作联想，激发了观众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紫箫记》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倾向性，是他“临川四梦”的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能在《紫箫记》中看到雏形。关键词：《紫箫记》；时间；地点；价值《紫箫记》是汤显祖“四梦”外的半本戏，是个“不成熟的作品”，有说“不成功之作”、“失败之作”。也许此原因，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看好，选它作课题研究者如凤毛麟角。1982年，抚州周悦文先生曾就《紫箫记》的创作年代撰有一文。此后，汤显祖研究空前的活跃，每逢“十”的汤公诞辰或逝世的日子，在汤公故里、遂昌和大连都举办过汤显祖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出版了好几本，但对《紫箫记》的研究鲜见有人问津。为了不让这“残本”太寂寞，笔者不避管窥蠡测之羞，就该剧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作点新探，以就教于方家与同道。一．《紫箫记》的写作时间与地点2《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研究者们基本都附和徐朔方先生的考证，“约当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两年内作于江西临川”[1]。唯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家黄芝冈先生认为：“汤写《紫箫记》初稿，当即在他本年（万历八年）回到南京以后。如汤写这部剧作不在南京，‘讹言四方’的事就无从发生。”[2]也许黄先生文中提出的理由在过于简单，未能进一步引用史料展开来谈，信服力不强，故附和者寥寥。笔者当年为汤作传记时，也是采用徐先生的说法。后仔细琢磨了汤的《紫钗记题词》后，对徐先生这一说法有了动摇，感到《紫箫记》不是万历五年至七年作于临川，而应是万历八年作于南京。令我产生动摇不再附和徐先生的考证是汤的《紫钗记题词》中的那个“游”字。“游”者，流动也；“游宦”指在外地做官；“游学”，谓远游异地从师求学；“游子”指离家远游的人。“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之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说的是谢廷谅、吴拾之、曾粤祥三位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流动”到他现在的客居之地，和他一起作剧度曲。如同在家乡临川，同住一座县城，朋友之间的串门是很正常方便的事，“游”从何来？汤诗《赴帅生梦作》云：“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载：“惟审为郎，义入南城，均晨夕过从，故有‘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之诗。……惟审有临川四俊诗，为汤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汤诗则以惟审为首。”[4]“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惟审为郎，义入南城”说的是帅机任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时，汤显祖来到南京。“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是万历四年（丙子）汤从宣城经过回临川，在南京和帅相见了，到万历八年（庚辰）汤显祖因再拒张居正结纳下第，又回到南京国子监读书。“均晨夕过从”、“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是指万历八年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帅机的住所离得很近，常可碰面。“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是说汤这时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和时任祭酒（相当于校长）戴洵关系密切，课后常和帅机在一起。惟审（机）有《临川四俊诗》实为《四俊咏和汤生作》（帅机《秋阳馆集》卷九有《四俊咏和汤生作》），《临川四俊诗》（今佚）是汤显祖的原唱。这是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来到南京后，汤显祖他乡遇故知诗兴勃发，首起吟咏，帅机应声唱和之作。然而徐朔方先生为了要使他考证的《紫箫记》写作时间地点能够成立，竞把《临川四俊诗》和帅机的唱列为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5]然而幸存的帅机唱和四首，每首诗题分别标明了四友此时的功名身份：“汤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表明这时汤显祖是举人，谢廷谅与曾粤祥已是秀才，吴拾之还没有功名。曾粤祥，字如海，万历二十年（1592）中的进士，万历二3十二年（1594）任福建南安知县，次年（1595）卒，时年36岁[6]。可知曾粤详应出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小汤显祖9岁，这年他只有11岁，还没中秀才。因此，《临川四俊诗》和帅机《四俊咏和汤生作》不可能是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只有发生在万历八年他们在南京合作写《紫箫记》的事才合乎情理。再说，若作在临川，临川虽是“民秀而能文”，“乐读诗书而好文辞”的文风昌盛之地，但毕竟是远离京城小县城，人文素质无法与文化精英聚会之地的留都南京相提并论。直到汤显祖死后的第五年即天启元年（1621），临川全县人口仅是73159丁口[7]，县城人口估计也就是一万多决超不了二万，能看懂骈四俪六，绮丽晦涩的《紫箫记》曲词能有几人？若剧中“讥托”是“指当秉国首揆”（《万历野获编》），如黄芝冈先生说的那样是张居正幼年从李中溪学禅的事，一座小县城又能几人了解当朝首辅张居正这段经历，将剧中人物对号入座？若他们在临川“度新词与戏”，不仅“是非蜂起，讹言四方”不能发生，就是“观者万人”也是很难达到的事。若作在临川，即使被人看出语有“讥托”，有“是非”议论，“诸君子”也不会有“危心”。因为汤家虽不是官宦之家，但在临川是有声望名门望族，特别是自汤显祖中举后，才名鹊起，受官府的尊崇。汤显祖出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临川知县为之进行赞助。传说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因拒张居正的结纳落第而归，知府古之贤还亲自到码头迎接，对汤的品格大加赞赏，并说汤此科虽落第，但比中头名状元还更光彩。再说《问棘邮草》诗集中有《门有车马客》等诗，十分明显抨击了张居正在科场的以权谋私的行径。诗集初刻本在临川刊刻，“行传达四方驰示”，并没有“是非蜂起”事情发生。如果该戏是作在临川，和汤显祖共“度新词与戏”就不可能只有谢廷谅、曾粤祥和吴拾之三人，饶仑、周宗镐、周宪臣、姜耀先等都是汤少年时代结社的好友。他们大都有弹琴拍曲爱好。饶仑与周宗镐和汤显祖曾是读共案，睡同床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他俩即使不参与《紫箫记》创作，那“供顿清饶”（美食佳肴）和“酬对悍捷”（应酬接待）之事不可能只见谢廷谅与曾粤祥两人，他们不参与其中。我还要说的一点是，《紫箫记》是一次性写成，最后刊行时作了些修改。《紫箫记》的搁笔，主要是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所致，帅机看到汤在写作中的手稿提出了“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批评，也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徐朔方先生所说的“由于友人分散而中途搁笔”[11]。“友人分散”正是因剧本不写了，无“新词与戏”可度，扫了他们赏玩之兴，又都在异乡客居之地，不便久留，友人们才考虑“分散”（很可能是提前“分散”）。还有研究者附和徐朔方《紫箫记》为万历五年秋至万历七年秋作，但地点则说4“是他三次春试落第后，两次游学国子监时，往返于临川和南京期间写作的。”事实若是如此，汤显祖的友人们岂不为了一个自娱自乐的剧本，要在万历五年至七年，跟随汤显祖往返于临川和南京之间？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对汤显祖当年写作《紫箫记》作如下推断性的描述：万历八年的春试再次拒绝了张居正的结纳，毅然放弃这科考试，又到南京国子国子监读书。这一消息很快从京城传到了临川。谢九紫（廷谅）、吴拾之（玉云生）、曾粤祥（如海）等一班少年时代结社的朋友合计一番后，决定去到南京作番旅游，既观游留都繁华美景，又可会见汤显祖对其进行慰问。帅机这时正在南京礼部任精膳司郎中，官居五品。帅是大家心目中的兄长，与汤情谊尤为深厚，少年时被人称为“同心，止各一头”的一对，现在南京住所离得很近，成了“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谢廷谅三人南京行，有汤与帅在，吃住接待不愁，尽可玩个痛快。他们的到来，成了汤显祖的故乡朋友在南京的大聚会。在为他们举行接风洗尘的宴饮诗酒中，汤显祖文思敏捷，首先出口吟了《临川四俊诗》，第一首是赞帅机，次为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帅机接上作《四俊咏和汤生作》唱和，第一首赞汤显祖，次为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诗云：汤孝廉显祖汤生挺奇质，孕毓应文昌。恣雎辨说囿，峥嵘翰墨场。汪洋探丘索，沉郁挟风霜。厄言自合道，谁知非猖狂。[8]谢秀才友可谢客体聪明，千言可立就。属翰吐风云，摛藻铺缛锈。托仙采澧兰，载笔光名蛐。曼衍将穷年，声华自日茂。曾秀才粤祥曾子缀弓裘，稚志轻蹩躠。择交附青云，摛词多白雪。毫尘若无人，识字能辨霓。早已入吾流，众徒诽俊杰。吴公子拾之川岳宝不虚，公子亦吾党。温冲玉树芬，明悟秋气爽。5倾盖已披云，大篇益心赏。倜傥似此瑜，安得载俱往。文友们的相聚，玩得痛快比吃好还重要。那时人们的娱乐的方式主要还是戏曲。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商贾云集的苏州，已是“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9]留都是戏曲表演中心地区之一。昆曲、弋阳、海盐等声腔剧种并存争胜，戏曲班社出入宫廷、民间和私人之间，寺庙、船舫、酒楼、秦淮河区、私家的园林、厅堂皆有作场之地，人们可随时随地自由地观赏。自谭纶把海盐腔带来宜黄，临川地区青年才俊弹琴拍曲已成时尚。谢廷谅、吴拾之和曾粤祥都是戏曲爱好者。特别是吴拾之，有副“音若丝，辽彻青云”好嗓音，且擅登场表演。到了南京后，他们的娱乐活动除了逛秦淮河，看戏、喝酒、弹琴唱曲之余萌发了自己写戏自己演，过过戏瘾念头。经过一番议论，汤显祖提议说：“那《太平广记》中《霍小玉传》吾每读为之动容，何不将其敷衍成戏曲？”汤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捉笔者不用说，自然是汤显祖自己。他们还为演出事务作了一些分工：谢廷谅负责对外联络唱海盐腔的戏班和演出场地，曾粤祥负责后勤伙食。吴拾之身材苗条，发挥他能唱擅演的特长，客串主角霍小玉，过足戏瘾。汤显祖在写作中不是简单的将《霍小玉传》作戏曲形式的衍译，而是进行再创作，寄托自己的思想。除两个男女主人公采自小说外，其他花卿、郭小候、尚子毗等均为新增，将小说中“得官负心”的李益改成“志诚郎君”，把因门阀制度而造成的悲剧结局改成乞巧团圆。当初要写的这个戏是试图演绎一段风流故事，用以消遣。剧本在写作中，帅机是最早看到剧本的一个。他对已脱稿的几出便直率指出：“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可吴拾之戏瘾大，不管那么多，汤氏“一曲才就”，他就拿去排演。他那好嗓门加上那出神入化的表演，“莫不言好，观者万人”。当演到第三十一出《皈依》时，社会上一时“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说这出戏是讽刺当朝首辅张居正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写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爱情戏怎么会被人说成讥讽了首相张居正呢？无风不起浪，问题出在这样一个情节：[老和尚]……有个旧人唤做杜黄裳，作秀才时，曾在俺寺里读书，与老僧谈禅说偈。如今他出将入相，封为国公，在朔方镇守。……此人贵极人臣，功参萧管，甚有高世之怀。倘他到时，老僧将他一两句话头点醒，着他早寻证果，永断浮花。……[黄裳]下官想人生少不得轮回诸苦，今日便解取玉带一条，乞取名香一瓣，向佛主6忏悔。明日上表辞官，还山礼佛。……[法香]相国莫哄了诸天圣众。原来当朝首辅张居正，幼年时曾从李中溪学禅，自号太和居士。离开李中溪时，曾发下誓愿，二十年后定来出家。可是二十年以后张居正不是出家，而是当了首相。万历二年，当张居正过五十岁生日时，李中溪写信提醒他往日所立的宏愿。可是张居正在回信中说，二、三年后，定来了结前愿[10]。可是两三年也早已过去，张居正并没有实现他的诺言，不是出家，而是贪恋首辅高位，连父亲死了也不奔丧。很明显，汤显祖写杜黄裳就是写张居正，四空和尚就是李中溪。留都南京是文化精英会荟之地，对张居正幼年学禅及在科考中与汤显祖科场有纠葛一事知情者大有其人。因此，当演到这一情节时，有人便将张居正对号入座，“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