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价值观

中国经济价值观中国经济价值观•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中华民族历来以勤俭节约、不畏艰苦著称，讲求勤俭持家，勤俭办事。中国传统经济价值观中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德本财末”、“重积蓄节约而轻生产”。这与中华名族的历史息息相关。儒家经济价值观-德本财末•在儒家看来，经济不是立国之本即立国的基础，道德才是立国之本。对儒家来说，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接受伦理规范的制约，经济行为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在于它是实现某种道德理想、展现某种道德人格的工具或手段。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只有不把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和满足个人私欲作为目标，才是最合理的。儒家经济价值观-重积蓄节约而轻生产•消费上的尚俭节欲观。这也是在自然经济社会生产比较低的条件下表现在消费方面的一种经济价值观。自然经济决定节俭消费的因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自然经济产品品种少，其主要目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如果过多地把物质财富运用到非温饱方面则容易引起生存危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生存问题关系到国家朝庭的存亡大事，故应在其他方面节俭，超出温饱之上的享乐无疑是一种浪费和奢侈，在价值观上也被认为是非合道德的。•第二，自然经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大，由自然条件（包括人力）所提供的生产力是有限且固定的，所以对农产品产量的预测是可能的，因而提倡一种节俭的消费价值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在儒家看来，追求奢侈，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且也是道德败坏的根源，所以“安贫乐道”，“食求无饱，居无求安”是一种精神境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生活质量。齐国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策时，孔子说：“政在节财”。孔子还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以约失之者，鲜矣”。毛泽东的经济价值观-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国人民的传家宝，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都体现了毛泽东把艰苦奋斗概括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他对贪污浪费深恶痛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在革命胜利前夕，他再次告诫全党谨防被糖衣炮弹击倒。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要求全国人民勤俭建国，艰苦创业，反对铺张浪费。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他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延安精神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当时，延安地区是我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物产不丰富，交通不方便，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这里沟壑纵横，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仅能够维持少数人口极端贫困的生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口，使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压力明显增加。加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上的封锁，当时物质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时期鲜明的特点。毛泽东穿补丁衣服、亲自开荒种菜，朱德每天早晨背个粪篓拾粪，周恩来亲自纺线。•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明确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把“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两个务必”之一周恩来总理的勤俭节约•周恩来总理勤俭节约的故事，妇孺皆知，成为美谈。他一贯倡导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要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次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还没结束，周总理留大家吃午饭。餐桌上是一大盆肉丸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同大家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这个故事至今听来让人觉得很有教育意义。1962年夏，周总理到辽宁省视察工作，刚一住下，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交给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上面写的东西都不能做。”原来，这张单子开着20多种禁吃的菜名，鸡鸭鱼肉之类都包括在内。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小事，铸就了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化身!“朱德的扁担”•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有口皆碑。当时，随着红军队伍扩大，加上敌人围攻封锁，造成部队给养严重短缺。入冬以后，战士们仍穿的是单衣，吃的是南瓜和野菜。为了解决井冈山上急需的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动了下山挑粮活动，即到当地的粮食集散地宁冈县大陇挑粮上山，往返一次约五十公里。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经常带头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两箩共一百多斤粮食翻山越岭。指战员们不忍心四十多岁的军长与年轻人一样受累，都劝他不要挑粮了。劝说无效，又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以为军长就可以“不挑”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朱德自己动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了“朱德记”三个字，就又与战士们一起挑粮了。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老百姓。大家乐观地唱起了山歌：“朱德挑谷上拗，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在红四军一次突围战斗中，朱德被冲散以后，与一群国民党军队相遇。敌兵看他芒鞋革履、衣衫破旧的样子，像一个伙夫，就喝问“你知道朱德在哪里？”朱德用手向别处一指，敌军便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共产党一个军长的装束，竟然朴素得与伙夫没有什么两样。西方经济价值观追求利益讲究效率个人，企业都要从既定的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效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路德维希·艾哈德对效率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最重要的估价，在他看来，经济上的成就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社会政策决不能损害效率，间接损害也不行。艾哈德不仅把效率视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还把效率视为社会制度及社会制度变革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他引证了瓦尔特·奥肯的一段话：“如果说先有东西生产才能从事分配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社会改革家首先注意的应该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只有在有了这种制度以后，才说得上其他问题。”。实际上，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着眼，把效率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不只艾哈德一人。道格拉斯·诺思把有效率的组织看作是西欧在近代兴起的根本原因，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是把效率与存在等同，在适者生存竞争中，有效率者得以存在，无效率者死路一条。如何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企业而言，企业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当今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只有靠不断更新技术。要想更新技术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而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不可能长期供养着大量的研究人员，这样会大量增加企业的负担，这就促使企业不得不与高校合作，因此硅谷企业便委托斯坦福大学或者与其共同合作来完成研发任务。另外，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如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社会等因素，企业间为了争夺市场而采取的过度竞争等，这些又都霈要政府来出面协调和组织。虽然企业在研发上需要斯坦福大学的支持，在市场调节上需要政府的协调，但是在市场信息的掌握上，企业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只是科学研究，它并不直接面对市场和消费者，而企业正好可以弥补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的缺陷。企业处在市场一线，直接面对市场和消费者，企业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市场信息，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进而能将市场反馈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与学校进行交流，学校便能够据此来尽快确立科研方向，这样便避免了科研浪费，节约了大学宝贵的资源。这也是斯坦福大学几乎没出现过类似我国那种有成果而无市场的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学校也获得了来自企业巨额的经济上的回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的合作•众所周知，硅谷是美国高新技术和高新企业的摇篮，领导着全球技术革新的浪潮，全球100大高新科技公司有20％在此落脚，而这样一个资金和技术高度集中的地区正是斯坦福大学孕育出来的。根据斯坦福夫妇在建校初期的规定：大学校园的土地不可出卖，但可以出租，出租给工业家办厂，兴办工业园区，这给大学和工业界找到了一个方便而有效的结合点。工业园区的第一个落户者是凡里安公司(VafianAssociate)，不久惠普公司也落户工业园，他们都成为硅谷的先驱者之一。而这两家公司的创造者：凡里安公司的凡里安和拉塞尔以及惠普公司的修利特和帕卡德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并且他们都得到了特曼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两家公司都是斯坦福大学衍生出来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斯坦福大学孕育了硅谷。寻找与工业界的合作关系历来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表现在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上，就是利用自身的优势为企业服务来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而尤其为硅谷企业提供服务表现最为明显。总的来说，斯坦福大学为硅谷企业提供的服务有以下几个具体的表现：•(1)为硅谷企业提供科研服务•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地区的研发基地，依托颠坦福大学的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是硅谷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也是硅谷发展的源动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企业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不断的将新技术成果输送给硅谷的企业。例如晶体管、集成电路核心技术、微信息处理机技术等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都来源于斯坦福大学，这为硅谷的迅速崛起，继而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迅速转化，斯坦福大学于1970年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目前共有25名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大学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转让工作。该办公室成立至今共受理了6000多件需要转让的知识产权，已有2600件成功转让，有2200多件等待转让或者正在转让中，共收取专利金近10亿美元，其中8．94亿美元完全归学校所有。2005年，办公室共收到了433件知识产权转让申请，现在办公室每周都能收到8份左右的专利申请报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常组织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通过彼此的交流科研人员能够准确及时的掌握市场发展的动态和技术走向，以便为今后的科研提供依据。““在技术转让的时候很多研究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道寻找合作伙伴、参与技术推介会向企业推介技术，所有这些都使得学校的科研成果能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为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提供了保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斯坦福大学为企业提供科研服务起到了类似孵化器的作用。通过向企业提供技术、组建研究中心、鼓励师生创办企业等方式去孵化新兴企业。用特曼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样的区域(硅谷地区)应由采用高精尖科技的公司与一所对周围行业的创造性活动极为敏感的有实力的大学组成，这种模式是未来的趋势。”•为了更好的服务企业，除了向企业提供最新的技术外，斯坦福大学还努力与外界合作创办了不少研究开发机构，大力开展技术开发。例如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简称CIS)，该中心是斯坦福大学微电子技术方面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实验基地，被美国国家科学基地负责人称为“未来科研的一种模式”。该研究中心总造价1500万美元，是由20个协会发起并与美国联邦政府合作建立的。该中心由电子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两部分科研人员组成，他们被分成若干研究小组，研究小组是由公司和大学联合组成，每个科研小组都能得到5万美元以上的资助，许多课题都是站在科学前沿的高科技课题。激烈的竞争使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人才，给硅谷工业园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由于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大部分成果可用于工业，这个中心在建设过程及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公司的赞助，如惠普、IBM、苹果电脑等公司都为该公司捐助了大量的经费。•斯坦福大学除了为企业提供科研服务、创办研究开发机构外，还积极鼓励师生进行技术专利入股，兴办高技术企业，学校允许教授每周有一到两天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