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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136·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高立伟【内容提要】“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及“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的改头换面并再次粉墨登场,更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普世价值”争论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现实政治意蕴,它预示着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心结从未松解。其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社会制度趋同并期望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达到“意识形态默化”①的效果。为此,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中国价值“芯片”,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默化,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魅力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任务。【关键词】普世价值非意识形态化集成芯片作者高立伟(1970-),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讲师(江苏南京210098)。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现实政治意蕴:它不仅表现了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当代出场的新面目、新途径、新方式,更预示着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心结从未松解。“普世价值”的出笼向我们昭示:曾经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的终结”、“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以及“趋同论”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正在以更为灵活、更为隐蔽、更为复杂而又精炼浓缩的形式向我国扩张、渗透,企图从演化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基础着手,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彻底摧毁,从而达到“政治同化”与“制度趋同”的本质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及“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改头换面并在当代再次粉墨登场,更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思想基础,其本质目的及功能是促使世界社会制度的趋同。一、“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始于20世纪初期,泛滥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中后期。”②也就是说,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以上两个时期出现了两次高潮。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以及其他如李普塞特、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等。他们的主要思想在其各自的著述中有集中的表现。代表性的有:桑巴特①“意识形态默化”是指不直接进行显性的政治性思想意识灌输,而是通过生活化、经济性、文化教育娱乐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带有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观、政治观等潜移默化的融入和内化到对象的精神理念之中。西方很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即为如此。②袁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137·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昀后之人》等。在历史背景、理论旨趣上,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诉求,并主要以“超阶级性”和“价值普世性”的面目呈现。它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用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从哲学基础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和形而上学倾向,强调所谓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昀高的价值标准,否认人的阶级性及社会历史性;其次,在政治倾向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故意歪曲和攻击,而且将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专制、独裁、乌托邦”,从而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的昀高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也是人类统治的昀后形式;在实践诉求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致力于用强大的精神武器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及其价值观念体系。可以看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强调人类价值和文明的同一性和普世性,二是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形态。近来所热议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内涵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核心理念是相互契合的。主张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其哲学基础也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实践追求就是要将人类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所谓普遍文明的轨道。我们有理由认为,“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及“去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普世价值”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脉相承、渊源相连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二、“普世价值”: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再次粉墨登场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丹尼尔·贝尔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代表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当代的改头换面和再次粉墨登场。1960年,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式出版。在该书中,贝尔不仅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其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更从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出发,并联系1950-196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通过对比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的原因和表现,得出所谓以“激进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存在的市场和环境,而且在苏联这样的大牌社会主义国家也即将消亡而终结。丹尼尔·贝尔用当时西方世界部分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某些政治共识和价值追求来论证意识形态的终结。如,贝尔认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问题达成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①贝尔还说:“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导创造出来的。”②贝尔一方面宣扬西方世界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另一方面又诋毁亚非国家的意识形态为狭隘的地方性和阶级构建性。可以看出,贝尔的本质用意在于宣扬亚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走向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和贝尔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1989年的第16期刊登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拉开了第二波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涌动的序幕,而且在1990年①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②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3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138·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达到了高潮。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①可以说,福山的思想就是贝尔思想的延续,并予以升华地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因为,福山认为存在“世界普遍史”的可能。他借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把历史理解为普遍与连续的,而昀终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遍建立。福山认为:“如果目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完全满足了人的昀基本需要,历史就走到了尽头。”②其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满足了“人的昀基本需要”而具有普遍性,为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形态就此可以终结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贝尔和福山等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普世价值”就是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话语转换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当代语式,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福山等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完全是为了确证这种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性”、“永恒性”以及“优越性”。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改头换面后的当代表现——“普世价值”。这是我们热议“普世价值”必须厘清的前提及事实。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当代为什么要改头换面而粉墨登场?原因有二:一是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直接对抗的“冷战”方式结束,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策略随之改变,不再以军事遏制为直接手段,而是以接触与合作为幌子,通过文化交流与大众传播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西方价值观念,以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世界的旺盛生命力。基于这样的原因,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已经无法用赤裸裸的政治性话语进行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必须找到一种貌似“全球话语”的表达方式,用话语转换的外在形式来掩盖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普世价值”这种本身就内在蕴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鲜明特征的所谓“全球话语”就应运而生。而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论者就是试图通过“普世价值”这种非政治性话语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改头换面并在当代再次粉墨登场。同时,这种企图用本身就带有明显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所谓“普世价值”去宣扬自己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想,也足以证明其理论是何等的混乱和无序。当然,我们不能轻视其对当今思想理论战线所带来的危害。三、“普世价值”: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从时间坐标上看,“普世价值”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从空间坐标上看,“普世价值”是作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流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再次粉墨登场。而如果我们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出发,将“普世价值”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放在当今东方和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深思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已成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并在当下的中国持续发酵、传播,起着话语吸附甚至话语控制的效应和作用。我们知道,在电脑系统中,“芯片”是电脑主板的中枢与核心,或者说是主板的灵魂。而“集成芯片”则是整个电脑系统功能的高度浓缩与集成,使之适应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运行环境而提高运行质量和效果。如果我们将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比作电脑的运①转引自袁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②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139·行系统,那么“普世价值”就是这个运行系统中主板上的“集成芯片”。由此,可以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集成,亦即其灵魂,是这种思潮的高度浓缩版和精炼版。分析“普世价值”本身,在思维逻辑上,“普世价值”是从观念臆想到现实解释,这纯粹是唯心主义的思维逻辑,这和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脱离客观现实而作的主观臆断所表现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哲学;其次,在价值构成上,“普世价值”将价值主体确定为抽象的“人”,将价值客体臆想为超越社会、历史和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的“理念”。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这种价值建构是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从抽象客体到抽象主体的形而上学式的虚构,其本质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满足作为抽象主体的人的需要,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人性论。事实上,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价值观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永恒或不变的,抽象的、全人类无差别的共同价值观是不存在;第三,在世界历史观上,“普世价值”内在的蕴含着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论者所宣扬的“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性观念。而这种“世界普遍史”情结以福山的“历史”及“历史的终结”概念为基础,“即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朝着某个价值目标前进的历史,一旦目标实现,历史就宣告终结。”①这就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预想世界史将终结,“普世价值”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普遍的核心价值观。再分析各种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流变,我们可以发现其昀一般的本质和内涵,就是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超阶级、超历史及超社会的“普世性价值”。从我国所遭遇的当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具体表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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