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案例

案例一：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职棒日本火腿队投手达比修有(DarvishYu，21岁)日前选择了日本国籍。据其父证实，达比修有已向大阪羽曳野市政府机关提交了所需的文件已得到了受理。至此，达比修有代表日本出征北京奥运的障碍已全部扫清。达比修有的父亲拥有伊朗国籍，母亲拥有日本国籍。根据日本的《国籍法》，公民在满22岁之前必须消除双重国籍的身份，由于达比修有将在北京奥运期间迎来22岁的生日，因此他必须就国籍作出选择。问题：(1)国籍的取得有哪些方式?(2)达比修有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属于哪种?答：1．根据各国的国籍立法和实践，国籍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另一种是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1)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①血统主义。②出生地主义。③混合主义。(2)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①自愿申请入籍。②因婚姻、收养而取得的继有国籍。案例二：张振海，男，中国公民，生于1954年1月10日，河北人。因对检察院审查其贫污行为不满，蓄意外逃。1989年12月16日，张振海携妻、子登上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1航班82448号飞机，在飞机起飞20分钟后将其劫持，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23人。飞机最后降于日本福冈机场。中方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并明确表示只就其所犯劫机罪进行审判和惩罚，而不对劫机罪以外的罪行进行处罚。日本法院经过审查后同意引渡。由于中日之间尚无引渡条约，因此日方依互惠原则于1990年4月28日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1990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机罪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问：1．国家之间有无引渡义务?2．在相互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怎样实现引渡。3．请求引渡的主体可以有哪些?本案中中国能否请求引渡?答：1．国家之间无引渡义务，除非它根据条约承担这种义务。2．如果国家之间相互没有引渡条约，也准许根据互惠原则引渡。3．一般情况下，请求引渡的主体，即有权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主要有：犯罪本人所属的国家；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受害的国家，即犯罪结果发生地国家。本案中，中国是可以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犯罪本人所属国家案例三：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问题：（1）韩国对中国被劫持地96号民航机、机组人员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约》的规定了（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是否违反国际法?为什么?（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的根据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该原则有何意义？答：（1）符合。根据《海牙公约》第9条。（2）韩国拒绝引渡卓长仁等罪犯不违反国际法。因为关于劫机犯的引渡，《海牙公约》规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应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但并为规定缔约国之间的引渡人犯之义务。当时，我国与韩国均为《海牙公约》的缔约国，但两国并无外交关系和缔结引渡条约，因此韩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将劫机犯引给中国。（3）中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罪犯的根据是《海牙公约》的第4条，我国是被劫飞机的登记国和罪犯的国籍国，对他们的罪行有管辖权。（4）参考课本176页（具体理由请各位同学参考教材有关民用航空安全及引渡的相关内容。）解题思路：本案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有两个：一是对被劫持的航空器，机组人员和乘客的保护问题；另一个是对非法劫持航空器行为的管辖、惩治和引渡问题。评析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的确定。不论各国内法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如何定罪，而国际法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是指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的行为：“凡是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一)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或(二)是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犯有罪行”。按公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所谓“飞行中”是指自航空器装载完毕、机仓处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到打开任一机仓门以便卸载完毕为止。航空器被迫降落时，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另外，该公约规定仅适用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对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内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依公约规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国应予保护。公约第9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或维持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对航空器、乘客或机组人员的继续旅行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韩国使我国被劫持的296号民航机的机组成员和乘客和机组人顺利返回中国。并将航空器交还给中国。所以应结论，韩国是严格遵守了海牙公约规定的。关于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罪行的管辖、惩治和引渡罪犯问题，《海牙公约》也作了规定。按公约第四条规定，航空器的登记国对在该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具有管辖权；航空器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则降落地国有管辖权；罪行是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有管辖权，若承租人没有主要营业地国则他的永久居所地国有管辖权。发现罪犯在其领土内的国家若未将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它应行使管辖权。其他国家可按照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公约规定的管辖权相当广泛，含有普遍管辖的因素。公约的第六和第七条规定：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所在的缔约国在判明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应对该人实行拘留，并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以及把拘留情况立即通知航空器的登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永久居所地国和被拘留者的国籍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并说明其是否意欲行使管辖权。罪犯所在地国如不将其引渡，则应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如果缔约国间是以引渡条约作为引渡的条件，而它们又未订有条约时，可以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为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但公约并未加诸缔约国引渡义务。根据公约的上述规定,中国是296号航空器的登记国对劫持该航空器的罪行有管辖权,我国当时虽未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同是1970年《海牙公约》的缔约国,因而有权向韩国请求引渡卓长仁等六名罪犯。但韩国是航空器的降落地国，且该航空器降落时，卓越长仁等六名罪犯仍在机内，因此它也有管辖权。韩国对中国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对我国的请求予以拒绝，由其主管机关进行处理也是符合《海牙公约》和国际法的引渡规则的。韩国对罪犯处理的不足之处是刑罚偏轻。因为按《海牙公约》规定罪犯的发现国如不引渡给他国，应由主管机关起诉。且该主管机关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予以判决。这就是说对劫机犯应课以严厉的刑罚。案例三：诺特鲍姆案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国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答：（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2）不符和国际法。因为在危国，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显然危国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和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