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与分析

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与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方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的具体体现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即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由总部在美国纽约的经济实验集团颁布的中国贫富标准线，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国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现状。超级大富豪：年收入在5000万以上大富豪：年收入在1000——5000万之间富豪：年收入在300——1000万之间富人：年收入在100——300万之间高产者：年收入在30——100万之间中产者：年收入在15——30万之间低产者：年收入在8——15万之间穷人——年收入在3——8万之间很穷的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穷得没衣服穿的人：年收入在1千——5千之间穷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年收入在100——1000元之间穷得几乎要死的穷人：年收入在30——100元之间死路一条的穷人：年收入在30元以下……从上可以看出不到20%的人掌握着超过80%的财富。另外，再从城乡之间来看这一问题：（一）基尼系数：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二）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差距有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驰”，迅速扩大，越来越远。现如今，在一些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今年最新统计，全国人收入仍然没有超过四百美元；甚至还有十几岁的从农村的小女孩，在歌舞厅、卡拉OK厅、KTV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皱妓，供那些“大款”“包养”玩弄。因为她们在农村的家人等着钱养家糊口。而在一些喧嚣的城市，各种名牌，各种高级的酒席宴会，各种奢侈品形成一种“享受”与“潮流”。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随着产生，人民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首先，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影响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从而引发社会心理失衡和不稳定。其次，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再次，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甚至畸形化发展，激化阶层矛盾，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社会对立与冲突动荡。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严重时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那么，给社会带来这种影响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二）出口退税政策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三）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四）“鲶鱼效应”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五）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六）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七）收入不平等历史原因导致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倾斜。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通过工业产品定价、农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业产品交换时，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又确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农民的税负偏重。工农价格“剪刀差”和城乡税制的“二元”结构，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让我国财富的占有形态结构向“金字塔型”过渡，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塔的底部，属于贫困阶层。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橄榄型”的形态结构是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贫困者和极端富裕者只是占社会人口的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处在中间的比较富裕者的阶层。社会结构分层理论认为，“橄榄型”属于稳定型的社会结构。因为中间阶层在技能、职能、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社会地位或权力等方面都处于中间状态，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群，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对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起着缓解作用，从而奠定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创造起点和规则平等的社会环境2、加强税收调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4、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5、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6、限制部分国企高管的薪酬另外，国家的决策者、管理者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紧迫性。不但要着力调控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采取措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而且更要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形成机制和原因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建立健全一整套公平合理的致富扶贫机制，促进和保障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并保障财富的公正合理分配，真正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促进不断提高全社会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对其加以制度化整合，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以促进全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