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党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刘生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91周年以来，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探索救国图强真理，开辟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历史，与其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沃土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天下为公”、“和合”、“民本”等思想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和谐相容，使党的理论建设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天下为公”思想是党的立党之基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其实也说得是“天下为公”思想，它正符合了新时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天下为公”也正是通往中国共产党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的唯一路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个半世纪之后，“天下为公”依然在也只能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颜色不变反而更现灿烂。在抗击外敌入侵、解放战争、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天下为公”的指导思想，从而更加得到了民心民意，而且也令中华民族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遇。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光辉著作无不闪烁着传统文化智慧的思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分配问题上遵循“天下为公”的思想，把少数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了绝大多数的农民，从而激发和鼓舞了绝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赢得了战争的主动，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和平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也不忘“天下为公”思想，始终注重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均衡，从劳资收入分配、司法水平、执法质量等方面努力做到公平公正，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最高威望。二、“和合”思想蕴含了党的和谐理念“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华5000年的悠久历史曾经历过三次大统一（秦朝嬴政大统一，隋朝杨坚大统一，汉朝汉武帝大统一），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紧密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促进了中华各族人民大融合、大团结。“和为贵”和“贵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中华先民对“和”的理解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由远及近的思维模式，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德。儒家主张，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则；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与国交往，要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之规，最后的终极关怀乃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们积千年之理论与实践而积淀流传下来的精华瑰宝。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兴起的“文艺复兴”、“经济复兴”，摧毁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当时对全社会没有进行人性论的引导，更没有道德的约束，完全是赤裸裸的暴力鼓动，从而屡屡爆发恐怖活动、分裂势力、极端主义。这与中华和谐文化不相对应，中国共产党也正是高度重视和弘扬了“和合”的历史传统，从而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而经久不衰。三、“民本”思想为党赢得了民心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方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在中国，民本思想成为唯物史观赖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文化土壤，在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有很多人，都是从民主主义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其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我党坚持的以人为本，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体现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确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分享。中国公民也都切实感受到了党的温暖，自己的价值、权益和自由都得到了重视和关注，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都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群众高度拥护党的领导，认为我们党是真正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党，不愧为新时期伟大的党。（作者系原榆林市委保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