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重要馆藏解说词

上海博物馆重要馆藏解说词第一节历史文物一、青铜器1.夏细腰爵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以前。爵是古代饮酒器。此爵狭流、束腰、扁体、平底，颈腹间有一阔鋬把手，流和口沿内有陶范残留，表明它是用陶质块范法铸造的。此爵造型原始，尚带有陶爵的特征，与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一些青铜爵相同，属夏代晚期的器物，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饮酒器之一。现藏上海博物馆。［夏细腰爵］2.商兽面纹斝高31.1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50克。铸造于公元前16～前14世纪。古代盛酒器，兼作祭神的裸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此器敞口高颈，前有双柱作帽形，后在颈、腹间有鋬，腹似鬲，下有三锥足，足部与器腹相通。袋足的作用是为了在温酒时扩大受火面积，所以斝还有温酒的作用。斝的颈、腹部各饰兽面纹，颈部兽面纹上下各有连珠纹一道，腹部兽面纹。双目特大，带有神秘感。此器形体高大，器壁匀薄，在口沿上有一周加厚的唇边，形成商代早期青铜器铸造特色。现藏上海博物馆。［商兽面纹斝］3.商兽面纹扁足鼎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0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鼎是青铜礼器中的大类，在古代社会里曾被用来“明尊卑，别上下”，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鼎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足有龙形和鸟形两种，而以龙形为多；器形大小各异，而以小型居多。此鼎为较大者，立耳、方唇、浅腹、圜底，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的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除了重点显示龙的头部特点以外，在体躯中有鳞纹，象征着龙鳞，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使整个鼎有稳定感，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兽目处于图案的中间，省略了头部的其它特征，前面有一个长卷鼻，后部的尾和长鼻一样，相应地向下卷曲。这种卷鼻和卷尾的对称形式，在兽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从图案的结构来看，却又相当调和，反映了设计者对图案规律的熟谙。此鼎立耳，耳框很细而中间孔隙较大，口沿外折而较薄。腹部的长鼻兽纹，主纹和地纹的分界不甚明确，这一些都是殷墟中期青铜器的特点。这件鼎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都很和谐，没有其它不必要的装饰堆砌，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现藏上海博物馆。［商兽面纹扁足鼎］4.商父乙觥高29.5厘米，长31.5厘米，重1840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古代盛酒器，主要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是一件形态别致的青铜艺术品。觥盖的前端为幻想中动物的头部，两角后各有一小蛇，中脊浮雕一条长体卷尾的小龙，两侧是凤纹。盖的后端作牛头，觥体均饰凤鸟纹，腹部为大凤纹，凤爪置于圈足，更显得凤之高大，圈足饰长尾纹。器的前端为流，后部有鋬。器及盖内各有铭文“父乙”三字，是为父乙所作的祭器。现藏上海博物馆。［商父乙觥］5.商戊箙卣高33.3厘米，口纵13.7厘米，口横15厘米，底纵13.6厘米，底横16.7厘米，重6625克。铸造于公元前14～前11世纪。此卣直颈、鼓腹、圈足，盖套于器口外，提梁是纵向装置，与一般横向的装法不同。盖的两侧挑出器外，器的四面皆出棱脊，增加了器的高大和稳重感。盖面饰兽面纹，提梁、盖沿及圈足各饰龙纹，颈部饰鸟纹，腹部是内卷角的大兽面，提梁两端为龙头。形制庄丽雄奇，纹饰深峻华美，是商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器盖内有氏族徽记“戊箙”二字，器内壁有图形文字“辰吴辰”。商代有箙氏三个氏名铸于一器之例则未见。戊箙之器传世尚有戊箙父癸甗及戊箙父辛卣，唯无“辰吴辰”字。此器无被祭人名。现藏上海博物馆。［商戊箙卣］6.西周小臣单觯高13.8厘米，口纵9.3厘米，口横11.6厘米，底纵8.1厘米，底横10.3厘米，重750克。西周成王时代（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古代饮酒器，相当于现在的酒杯。此觯为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部饰一周鸟纹。鸟纹在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尚占次要地位，自西周中期起，大量出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往往不以造型或纹饰取胜，而是以它所铸铭文内容的重要性而引起注意。此器内底铸铭四行22字，记周成王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事。铭文中有“王后克商才（在）成，周公易（锡）小臣單贝十朋，用乍（作）宝（尊）彝。“周公在成”，也就是成周驻扎兵旅之所，这一地方，在克商之前还没有营建成周，也没有这个名称，因此这里的“后克商”不会指武王灭商。武王灭纣后，为了表示他的仁政，封了纣的儿子武庚在殷，以便使商族不至于绝祀，还可统治殷的遗民。但是，当武王一死，成王即位后，武庚与本来监视他的管叔和蔡叔联合发动叛乱，而且选择了周初还来不及巩固政权的时候，企图把执政的周公旦打下去，从而取代成王的统治。结果，成王和周公以极大的力量平灭了武庚，铭文中“后克商”应是指这次成王消灭武庚的叛乱。这次战役必有许多武将参加，但史载主将是周公，这一点在铭文中也有所反映，在平灭武庚之乱后，周公把军旅驻在成，器主显然是参与平叛将领之一，因其军功而受到周公的赐金。全篇铭文仅是短短的22个字，把周初这一至关重要的史实点染出来，成了一篇周初立国的历史文献。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历史文物，根据史实，如果它是平叛后当年所铸，则可断定是成王二年（公元前11世纪），最迟当不会晚于平叛的次年。1979年，李荫轩、邱辉捐赠上海博物馆。［西周小臣单觯］7.西周师遽方彝高16.4厘米，口纵7.6厘米，口横9.8厘米，底纵7.5厘米，底横9.6厘米，重1620克。西周恭王时代（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方彝是盛酒器。在商周时代青铜礼器都称彝器，彝器是青铜器的通名。很多古代青铜器都有自铭，如鼎、鬲、簋、盨、簠、豆、壶等，这种方形的酒器却从未有过自铭。其它各类器都有圆形或方形的，而这类器都呈方形，宋人名之为“方彝”，这一专名沿用至今。青铜方彝出现在殷墟中期，在这以前曾见过陶质的方形器物。考古发现的方彝都是成对出土的，传世尚有很多单件的方彝，是流传过程中散失所致。方彝的盖如屋顶，整体作长方形，横长于纵，口沿下及圈足都略有收缩，腹部略鼓，两侧有耳，作高举的象鼻形，造型极为奇特。器内有中壁，分隔或为两室，可置两种不同的酒，盖的一侧沿有两个方形缺口，与器的两室相应，本当有斗可挹酒，今已遗失。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盠方彝，其中一件与此器形式相同，器内也有中壁。方彝的盖面及器腹部饰变形兽面纹，是此类纹饰的最后蜕变形式。兽面纹除了尚可辨认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已变形，成为非常简单而草率的线条。器和盖内都铸有相同的铭文，器6行，盖8行各铸67字。铭文大意为：正月丁酉这一天，恭王在康宫中的寝宫举行酒宴，师遽受到王的称美，被命令在宴会中助欢，王命令宰利赏赐给师遽圭、璋等玉器，师遽因以作器。这类铭文属于作器记事，王举行酒宴，师遽能够参加已感到非常荣幸，在宴会上受到王的称赞又赏赐了玉器，师遽受宠若惊，将这一光荣史迹铭刻在青铜器上，他的后代子孙要永远宝用。师遽所作之器传世共二件。1961年，丁燮柔捐赠，现藏上海博物馆。［西周师遽方彝］8.西周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西周孝王时铸造，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此鼎口部微敛，方唇宽沿，大立耳，腹略鼓，腹壁厚实。蹄足，形制宏伟。口沿下饰有3组变形兽面纹，间隔以6道棱脊，腹部饰有粗宽条环带纹，口部和足上部饰兽面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大克鼎是膳夫（官名）克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腹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8行，计290字。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划均匀遒劲。由于铭文前半部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每格一字，所以全文布局十分规整。铭文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韵文，膳夫克歌颂他的祖父师华父帮助周王室的功迹，又说靠了师华父的余荫，周孝王委派他出任膳夫这个出入王廷的重职。第二段是赐命辞，说他做官以后，孝王又赏赐他服饰、很多地区的田亩和奴隶，是研究西周奴隶制的极其重要史料。大克鼎出土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用重金购得。潘氏得此鼎后，曾镌“宝藏第一”之印。潘祖荫病逝后，其弟潘祖年将鼎由京运回故乡苏州，供放在厅堂，视为传家之宝。抗日战争爆发，其孙媳潘达于果断地将此鼎再次入土，深埋在后厅青石板之下，不露丝毫痕迹。苏州沦陷，日军曾多次至潘家搜索，遍寻无着。1951年7月，潘达于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表示“愿将两大鼎呈献上海博物馆。”同年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举行潘氏捐献孟、克二大鼎的授奖仪式。现藏上海博物馆。［西周大克鼎］9.春秋牺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0克。春秋晚期（前6世纪～前476年）。民国12年（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春秋时期牺尊出土甚少，浑源牺尊是迄今仅见的一件。尊作水牛形，牛颈及脊背上有三穴，中间一穴套有一锅形器，可以取出。前后二穴原有盖，今已不存。牛尾残缺。根据构造，应是温酒器，前后二穴是用以注水，中间一穴用来盛酒。此尊纹饰华丽，牛首、颈、身、腿、臀等部位都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组成的兽面纹；牛颈及锅形容酒器口沿上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制作精美。仔细察看，可见面部、腹部、臀部上下的兽面纹，都是用同一模翻印的，只是按地位的不同，有的取纹饰的全部，有的取局部或倒置，证明春秋晚期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有了用印模法制造纹饰的陶范。此器造型稳重、生动，牛耳竖起，两角向下弯曲，鼻上置一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用穿鼻的方法驯牛。是浑源出土青铜器群中最精美的一件。现藏上海博物馆。［春秋牺尊］10.春秋郘钟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山西省荣河县后土祠附近出土，传世应有13枚，上海博物馆藏有10枚，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台湾中央博物院各收藏1枚，尚缺1枚不知下落。郘钟最大高44.3厘米，重9000克；最小高24.5厘米，重2590克。郘钟为编钟，其形式属于甬钟，甬上部饰三角纹及蟠龙纹，旋饰斜角雷纹及涡纹；旋上有干，舞部饰蟠龙纹，篆部饰雷纹，鼓部是倒置的兽面纹。每一钟的正面鼓部两侧都铸铭86字，记载晋大夫郘铸此大钟八肆和相应的磬四堵，并与鼓配合使用。八肆钟就是八组音阶完整编钟。旧说16枚钟为一肆，则郘钟的总数当在曾侯乙墓编钟之上。由此可知晋国音乐的高度发展。据史书记载，用钟数量之多寡与当时主人所处地位和身份有关。郘是大夫，所用钟数已超越了身份的许可范围，这是当时社会已出现礼崩乐坏，是等级制度崩溃的表现。现藏上海博物馆。［春秋晚期郘钟］11.春秋晋侯苏编钟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共16枚，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大小不一，每件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16件钟的铭文可以联缀起来，是一篇西周王朝的东征记录。晋侯苏编钟铭文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正月八日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从周，走了四十四天，次日即向东进军。三月方死霸到达地，然后走向攻击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率领部队从左边攻击，覆灭邑；从北边攻击，覆灭□邑，全面实施对夙夷的攻击。消灭了邑和□邑之后，最后攻占城。所有夷人全部逃跑。周厉王命令晋侯苏统率兵车追击逃亡敌人，斩首百又一十级，俘获二十人。厉王班师回成周，亲自赏赐马驹四匹，掺有鬱金汁的香酒一卣，弓一张，箭百枚。晋侯苏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铸作了这一（二肆16枚为一）乐音和谐的锡钟，把这一战役过程和天子的恩宠详实地记载在钟上。晋侯墓原随葬晋侯苏编钟16件，后来此墓被盗。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晋侯苏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1993年初，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侯基地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苏侯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联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山西曲沃县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晋侯苏编钟14件现藏上海博物馆。［春秋晋侯苏编钟］12.春秋吴王夫差盉吴王夫差盉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肩部有一条弧形的提梁。整个提梁是一条龙，龙体中空，是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的形式组成，称为透雕交龙纹，腹部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