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清末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李喜所《历史教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唐朝时期日本向中国派了大批留学生，使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飘洋至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两万多中国留日学生则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演变。留日学生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构成了清末留日学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引进日本文化的最主要手段是译书，在1897年以前，虽也有一些日本书在中国流行，但主要是由日本学者译的，如《日本外史》、《万国史记》、《翻译米利坚志》等。1897年罗振玉等人以《农学报》杂志为阵地，组织人力翻译日本农业科技书籍，揭开了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的序幕，但影响较小。随着戊戌变法的展开和留日生的东渡，大量翻译日本图书，寻求新的救国良方，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了一代青年面前。于是在留日学生中出现了译书热潮，诚如梁启超所言：“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术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则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人，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04年版,第71页)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留日学生把译书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手段，二是好坏不分，以多取胜。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新学问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上需求量大，存在着“学问饥荒”，在这种客观形势推动下，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久盛不衰，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翻译团体。其一，译书汇编社。该社创立于1900年，初由杨廷栋、雷奋等主持，后有正式社员十三人，大都是早期的留日生，由戢翼翬任社长。他们出版杂志《译书汇编》，先将译文分期连载.然后汇集成册以单书出版。初创时期由于知道人少，销路不广，造成财政上的困难。但由于该刊内容新颖，编辑出色，后来发行量大增，颇有供不应求之势，所出各类译书也广为行销。他们先后出版了《万法精理》《民约论》、《政治进化论》、《社会平权论》、《欧洲文明史》、《社会法》、《波兰衰亡史》、《东西洋教育史》，《近世海军》等种类繁多又受青年欢迎的译书。从第七期《译书汇编》和1903年第一期《浙江潮》所刊的六十六种图书广告来观察，属于政治法律者二十六种，历史八种，经济六种，教育五种，社会四种，军事三种，哲学二种，小说二种，杂著三种，新闻、外交、理学、传记、图表各一种，其他二种。显然政治法律是他们翻译的重点，在当时爱国青年强烈希望了解世界的情况下，这些书便成了可贵的精神食粮。梁启超称赞译书汇编社“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94页)冯自由则认为他们“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鸿《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民权思想，厥功甚伟”(《中国近代出版史朴》二编，第283页)。其二，湖南编译社。该社创立于1902年，由黄兴、陈范、许直等人负责，主要翻译人员有周宏业、周家树、杨毓麟、范锐、曾鳃化等，皆湖南留日学生中的高材生。他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游学译编》，先将一些书分章译出在该杂志上登出，再汇集成册，分头出版。和译书汇编社不同的是，湖南编译社除译书外，还译各种论文、杂著、小品和新闻消息，借以扩大政治宣传。在《游学译编》中列有学说、教育、军事、时事、历史、传记、地理、外论、大事记略、统计表等栏目，内容的丰富，译文通俗流畅，装帧设计简明朴实，价钱十分便宜。湖南编译社所出的译书单行本，在数量上、质量上、种类上都相当可观。从当时留日生所办刊物的广告上看，译书不下五十种，包括政治、法律、教育、哲学、历史、地理、经济、天文、生理等类型，其中《国家学》、《自由原论》、《社会之进化》、《政治哲学》、《日本维新二大杰》、《美国教育制度》等书有较大的影响。在宣传西学，传播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方面，湖南编译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国学社。1903年由江浙留日学生为主体成立的翻译团体。由叶澜负责，骨干分子有秦旅整、汪荣宝、周边、黄铎、张肇桐等。该社以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目标，同时翻译西方和日本的名著。他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中学伦理教科书、生理教科书、博物教科书以及唱歌、格致等教科书，旨在使中学生能受到系统而全面的教育。为求速效，他们采取“拿来主义”，先译国外的教科书，如中文字典、中学读本、中学国史、法制教科书、经济教科书、小学读本、小学地理志等，同时还翻译了一些合乎青年口味的图书，如《法兰西革命史》、《活世界》、《国体政体概论》、《体育学》、《中俄交涉史》等。这些书一方面叙事简明，深人浅出，同时充满了爱国民主思想，在增长知识的过程中传播了自由、独立、民主意识。国学社的功绩于此可见一斑。此外，比较重要的译书机构还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等，再则还有三五人自愿结合成立小的或临时性的译书集体。就是一些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江苏》等，也附设编译部，一方面登一些译稿，同时也出个别单行本。许多留日生则独立进行翻泽，将译稿带回国内出版，当时的文明印书局、明权社、启新书局、广智书局、少年新中国让、广益书局、东华翻译会社等就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留日学生翻译的作品。内容涉及也相当广泛，包括介绍社会主义，如《近世让会主义》、《社会党》等。总之，译书是留日学生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试图用这种方法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迪中国人的思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鸦片战争之后译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这时译书有两个新的动向：一是留日学生大量地翻译日本书籍改变了过去英美译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甲午战争前，所译图书大都为欧洲或美国，其中英、美占绝对优势。从1850到1899年，翻译图书五百六十七种，英美有三百六十八种，占百分之六十五。日本图书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戊戌变法之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特别是中国人把日本视为独立振兴的样板去顶礼膜拜，翻译日本书便取代英美图书的统治地位，以1902到1904年看，所译日本书三百二十一种，占全部译书的百分之六十点二。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出自留日学生之功。二是在译书种类上巳经由自然科学为主转变为社会科学为主。甲午战争前，所译外国书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自然科学。这和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仅仅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认识水平相一致。《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戊戌变法的展开，人们逐步认识到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来解救中国，于是在选择外国图书上就以社会科学为主，从1902到1904年，社会科学占全部译书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1880至1904年，译自日本的单行本图书两千二百零四种当中，宗教哲学九十八种，文学二百八十八种，社会科学六百九十七种，史地二百五十七种，自然科学二百六十七种，应用科学三百九十六种，杂录二百零一种。自然科学只占百分之十二。由此不难看出，对外国图书的选择是受中国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斗争的客观要求制约的。留日学生的翻译由于数量大，种类多，也出现了一些缺陷。这主要是，有些译文求快而不够准确，有些书追求生动而走了原意。同时在同一种书的选择上个别的没有选用最佳版本，次者译了，仔的反而未译。这些都是前进中的缺点，辛亥革命后随着译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不足的地方逐步得到了纠正。从总的倾向看，留日学生的译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引进了外国尤其是日本的优秀文化。甚至在文字和文体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译书活动中引用过来的一元论、一览表、二重奏、人生观、人格、人权、大本营、土木工程、方程式、三段论法等等，也在中国语言中广泛加以应用。以前中国人在译英文书中运用的一些词汇有的也改用日语来译，比如英文的democracy，早期译作“德读克拉西”，后吸收日语译为a民主，，，telephone一词，早期译为“德律风”，后按日文译法改为“电话”，还有Science，最早译作“塞因斯”，后吸收日文的方式译成“科学”。就象古代的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语言文字促进了日本语言的形成一样，留日学生这种文字上的学习无疑丰富了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留学生既吸收了日本文艺的一些特点，也接触到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日本流行的一些小说、文艺理论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了中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李是天津人，曾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1905年到日本留学后，进人东京上野美术学校读书，专攻绘画，并学习弹钢琴。“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欧阳予份.《自我演戏以来》，弟14死)。为了学习油画，他拜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青辉为师，刻苦练习，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到了黑田青辉的称赞。现存的油画《裸女》、《朝》是李叔同的杰作，形态逼真，fmg如生，将西方绘画艺术进行了创造性地应用。和李叔同一块学油画的还有曾孝谷、陈抱一等，他们也善于创新，在他们的作品中既吸收了西方艺术的长处，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李叔同归国后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画刊，曾孝谷给川剧画布景，陈抱一从事美术教育，任过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西方绘画艺术尤其是油画艺术的传人中国，他们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话剧传入中国也出于留日学生之手。日本历史上本来只有一种“歌舞伎”剧，十九世纪末日本戏剧界的激进分子从欧美引进了话剧，演出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作品，时人称“壮士剧”。李叔同等人接触到这种戏剧形式后，十分感兴趣，并为其简明、生动、易于排演、配合现实、容易为观众理解等优点所吸引。于是在1906年成立了春柳社，聚集了留日学生中一些戏剧爱好者学习排练。1907年，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青年会举行贩灾游艺会，李叔同等人演出了话剧《茶花女》。他为了演好茶花女，将心爱的小胡子都剃掉了。这次演出虽然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但却成了中国话剧的先声。许多留日生为他们这种大胆创新精神所吸引，纷纷加人了春柳社。紧接着，春柳社又赶排了话剧《黑奴吁天录》，进行了第二次公演。这次演出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赶来祝贺。登台演出的演员们的心情自然无比激动，欧阳予倩回忆说：“这是新派戏的第二次表演，我头一次的登台。欢喜、高兴自不用说，尤其是化好了装、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正开着饭，我们几个舞伴握得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自我演戏以来》，第low).此后，春柳社的一些社员赶回上海，排练一些中外生动活泼的小话剧，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后来又成立了进化团，在大江南北和京津一带演出话剧。辛亥革命后，话剧就以它的艺术生命力，在我国文艺园地中迅速传播开来了。在军事方面，留日学生也涌现了值得骄傲的人物。蒋方震、蔡铐、张孝准在士官学校留学时就有“中国三杰”之称，蒋方晨尤注意军事理论研究，他认为骑兵必须做到马上无人，跨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是真正的骑兵。1905年，他以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引起了日本军界的震惊。后来他著有《孙子新释》，在军事理论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还译过美国军事著作《职分论》，撰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介绍西方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有一定的贡献。他写的《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用新的资产阶级观点概述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发展，无疑受到了日本军事理论学说的影响。总起来讲，清末留日学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他们有承先启后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