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教授上海财大演讲散记绝大多数海龟都是欺...

1邹恒甫教授上海财大演讲散记:——绝大多数海龟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2004年9月25日谨记--------------------------------------------------------------------------------2004年9月22日晚，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一楼学术报告厅，财大经济学院新任院长田国强教授主持邹恒甫先生题为“迎接经济科学教育与科研的春天”演讲会。本人有幸聆听。邹恒甫何许人？对国内经济学界稍有了解的人都可能会大致知道一些。本人在北大念博士的时候，旁听过他和龚六堂老师讲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学）高级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一、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9月22日晚，财大行政楼偌大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走廊、前排地上、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开始，田国强教授介绍说，邹恒甫先生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的师兄。这时旁边有同学和老师低声议论，“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哦！”，看来，国人的惯性思维——大凡有水平的“大牌教授”、“学术权威”大多应当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21世纪的中国大学依然根深蒂固，依然盛行。这很有些象中国的中医，越老越“牛”，越老越值钱，（关于这一点，你看看满大街“老中医”治百病的牛皮癣广告就知道了），而不管这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是否真的很“牛”，只要看起来有派头——“老”也是一种派头，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大家就把他当作有学问的人，当作大学问家，以至学术“牛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喜欢装得很神气、很象学界泰斗、开山鼻祖，装得很有学问、很有派头（甚至以此装神弄鬼）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不光是一些喜欢到处赶场子的风风光光气气派派的“经济问题分析家”如此，其他学科也大抵如此，只是没有经济学这么严重，这么泛滥。这是授者与受者（包括学生、官员以及一群特别喜好并制造“著名经济学家”的媒体工作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典型——学生和听众往往不如讲授者自己知道自己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半斤八两。作为稍微知晓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家自然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或许也是此种怪象在经济学界特别猖獗的重要原因。但恒甫先生似乎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派头，全然没有学术权威的威严，俨然一个经济学愤青，逮着谁批谁，这很不符合那些脑子里有太多条条框框的人的胃口。但是说实话，如果大家都不装，都用本来面目说话多好哦，说话人不累，别人看着听着也不难过。当然，有一些人不装派头会更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真东西唬不住阵势，要不装派头又继续混下去实在是太为难他们。关于“学术牛人”的年龄，恒甫先生在讲演中反复提到，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牛人”当“牛教授”的情况，虽然处于中国开放前沿的大上海的财经大学的2师生（也包括国内所有大学的师生以及管理中国教育科研的官员们）对国外大学此种情形事实上也都大体知道一些，也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安排的诸多好处，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这种情形与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情形以至眼下的情形之对比，是否很滑稽。以年头和人缘混职称是国内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普遍痼疾。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跑出去都是个人物的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他们居然就没有想到是否要改变一下这种糟糕状况。这实际上涉及到恒甫先生特牛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不会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制度问题——“社会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将会恶性共生”。大家其实都很明白，但就是不说，听之任之，随波逐流，美其名曰“适者生存”，甚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结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真是可悲！书归正专。二、他们“欺骗中国人民”在本次演讲中，恒甫先生以自己在中国十多年办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的人与事，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种种怪状以至切身体验和感受，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之徒、沽名钓誉之徒。“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著名经济学家”之诸多怪行，（大陆著名海龟经济学家当晚差不多被恒甫先生一网打尽，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甚至连同台就坐的田国强教授也不能幸免。恒甫先生调侃说，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台下哄堂大笑——弄得国强教授甚是尴尬；并“骂”海闻教授对别人说“某人是他领导的学会的会员”——是“小流氓习气！”，（田国强教授和海闻教授均担任过该学会会长）；“骂”汪丁丁一会数学家，一会经济学家，一会又是哲学家，搞不清他究竟是个什么家；“骂”许成钢stupid；“骂”张维迎之“我只是为了光华才到处出名”。总之，一路“骂”下来。上海财大师生平常哪里见识过如此演讲，掌声雷动，大呼过瘾。本人在北大其实就领略过恒甫教授这方面的“迷人风采”。恒甫教授敢在北大光华拿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开涮——“都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高明，成天到处吹”（当然这一次也不会漏过对“双轨制”的贬损揉搓）。至于张维迎给上百名学生上课，恒甫先生跑到教室后面当场台下台上地向张维迎发难之类的事，本人就遇见过两三次。说到国内这群“入世”甚深的“著名经济学家”，恒甫先生说，这些人是“做学问做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才入世”；“林毅夫丢掉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远离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经济的传统”；“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什么文章没有，反正就是著名”。在国外，只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在中国倒好，一群自诩为一流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成天以“我刚同某某省长谈过”、“我刚被总理骂过”为口头禅，为荣，到处招摇撞骗，“趋炎附势！”，整个一群“经济新闻工作者”，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哪里是他们指挥得了的，笑话！田国强教授最后总结时是这样说的，恒甫先生之上述痛骂，是“爱之越深，恨之越深”。这或许是真的，或许是打圆场。至于国强教授是否同意恒甫先生之诸多“骂词”就3不得而知了。关于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大牌”明确肯定说，未来一二十年内，都没有任何哪个华人经济学家可以拿到“诺奖”。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即使还在）、陈平等，概莫能外。两位教授反复告诫大家不要被这些人迷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都有什么理论？即使有理论又有什么用处？引用率有多少？现在有什么影响？”，至于一些经济学的门外汉说某位前国家领导人也可能获经济学诺奖，就更是荒诞可笑的胡说八道。三、浪荡说辞的背后纵观当晚恒甫先生的整个演讲和回答学生提问，可以明显而清晰地感觉到，在恒甫先生这些“浪荡说辞”的背后，最在乎并且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是——中国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文章；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当终生教授；什么时候才有中国人问鼎大家梦寐以求的经济学诺奖。因此，恒甫先生“希望同学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要听新闻，不要上网，上网很无聊，不要‘入世’，一心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流教科书，先在主流阵营中站稳再说，不要还没有出校门就想着要‘入世’，想着当官赚大钱”。说到实际经济问题研究，恒甫先生说，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这都是政府或半政府性研究机构或者投资银行或企业在做（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之类），这些大都是不入流的实务性研究，大学里的院系和研究机构一般是不做这样事情的，也羞于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大学要做的研究更多是似乎远离现实的“形而上”问题。如果要做“形而下”的实际问题研究，大可以拿到外面去，在学校里你也做不过人家投资银行、企业或政府研究部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你在大学里闹烘烘地做“形而下”，搞得校园不得宁静，同学老师不得安宁，严重影响和干扰别人对“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且也会对“形而上”研究的资源形成挤占。关于这一点，恒甫先生耿耿于怀。武大的高级研究中心最开始只有一间如厕所一样破败的房子。但是国内大量“形而下”的东西却占据并浪费着庞大的资源。关于“形而下”的研究，以恒甫先生所不愿挂齿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经历，按国内一些人的逻辑，他应当有资本吹上天（如果是换作那些到处跑江湖的经济学家，他们还不把“世界银行”的招牌弄得震天响，充分地“用够用足”这个难得的无形资产），并应当对“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更加推崇备致。恒甫先生讲，“入世甚深”的樊刚博士有一次困惑地问他，“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回头细看，所有这一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恒甫先生酷爱看似无用的“形而上”经济学，甚至国学、历史学，并极端热衷于做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十多年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恒甫先生因此很“嫉妒”田国强教授——“我在国内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转了一圈，转了十几年，还没有说哪个大学要让我做经济学院院长。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可以请国强这样的人做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春天真的到来了。”；“我嫉妒！”。4这应当是恒甫先生这十多年辛勤奔波的最大动力。恒甫先生究竟付出多少并取得多少成绩我们这里就不去详细考究罗列。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教授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他（邹恒甫）比”，果真有这回事，能得到“同行竞争者”林毅夫如此厚誉，我们由此可知恒甫先生这十几年绝非浪荡等闲。而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高得惊人的出国率，也可见一斑。有人或许会说，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要研究的实际重要问题很多，犯不着为了一个“经济学诺奖”、“到国际一流刊物发文章”、“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系做终生教授”这样的虚的东西，将一大群学生和老师都往出口小得出奇的独木桥上赶。而且我们的教育科研资源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教出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绝大部分都将在企业或政府等实际部门工作，如果教出来的都只是一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推演Ramsey模型的书呆子，难道不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吗？这种论调，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科研方面可以说是毫无道理。试问，当今中国大学前一二十名经济类院系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有几个人是在做真正的理论研究呢？包括CCER。“形而下”的研究，花的是大家钱（虽然也有外部资助），受益的却是一小撮。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做“形而上”研究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相反，做“形而下”研究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大学和所谓的学术研究机构如此，国内各种基金资助的课题更是强烈的务实主义导向，国内经济类刊物的内容和风格也就自然可想而知。我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目前国内牛烘烘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刊物”——《经济研究》其实应当正名为《经济问题研究》才对，因为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话或许有些偏激，但过于“形而下”这个现实值得大家反思。在国内，超过两万字的纯理论文章，你根本就别想发表。一些所谓的学术刊物，文章大多是三五页的“现实情况介绍加点感想建议”。如果一个社会，连“一流大学”、连所谓的“学术期刊”都不没有机制来容忍和鼓励对“形而上”问题研究，这个社会究竟能够有多少前途呢？究竟又能够走多远呢？“形而上”的研究绝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劳什子，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形而上”，否则人类文明绝对发展不到今天这般模样。即使从非常现实、非常短视的角度而言，绝大部分“形而下”的“研究”都背景于、基础于许多“形而上”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于“形而上”。这方面的事例论证，举不胜举。恒甫先生为此列举了二进制的例子。学术研究过分务实未必是什么好事。最近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谈到，上海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于务实，高层次的务虚研究极其缺乏。其实，这在全国范围内也都大抵如此，甚至包括北京。按照恒甫先生的说法，北京学界比武汉大学更务实，更加极端地接近现实问题，因为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