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价值与行为

1人性·人类价值·人类行为·人力资本人们的动机……既不会更自私也不会更高尚。实际上，人类彼此惊人地相似。——西蒙。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人乃万物之灵。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人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人就是人，就有人性的优点和劣根性，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对人的动机与行为施以激励或约束，发挥其优点，限制其劣根性。社会制度因素既对个人行为构成了约束，也为个人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对其行为后果都要“自负盈亏”。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自我努力，自我负责，自我实现。马克思将人视为“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前者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与相互制约；后者强调了人的纵向联系以及代际制约，两个以上的人就构成了“社会”，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家庭、学校、单位、公民、社区、教会、国家等社会组织。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复杂的人心，个人的智性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学会说“我不懂”。“人脉”也就是人际关系网络对个人的发展和成功十分重要，单个的人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分工与交易才能获得不断发展。个人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必须承认环境、风土、传统等必然带来个人以及人群之间的差异性。人的发展与全面解放：民主、自由、公正、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自由发展、自我成就是每个人的终生期望，但是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受到多方面的约束，只能在这些约束下追求自由发展。屁股决定脑袋。这是说一个人在社会的定位（经济政治地位）会决定他的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第一节人类的本性与动机一．“理性人”辨析（一）经济人的含义经济学假定：人是在时间、资源、技术或知识、制度等诸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效用”的动物。这里的隐含假定还包括：偏好是完全有序的，完备的信息是完备的，人的计算能力是无懈可击的，等等。经济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选择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核心。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是最基本的人性。效用或偏好是指所有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和愉悦的要素，边沁认为功利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指人的基本偏好得到满足的过程。这里的所谓“效用”，未必仅是财富、物品或劳务、金钱、收入，也可以解读为幸福、快乐、享乐、声望、尊严等等。人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动机亘古不变，但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条件千变万化。人类竞争无时无处不在，但是决定竞争结果的准则多种多样。个人的偏好、动机及行为并不是完全受本能决定和驱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制度、文化等的变化而变化（弘一法师）。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等方式增进知识，提高技术，改善制度，从而不断冲破诸多约束条件，拓2展自身行为的空间。每个人都会有有别于他人的或特有的目标或价值集合，不同个人的效用函数就象每个人的指纹，有可能相似，但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是所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或效用的不可比性”。这意味着效用评价或价值评估只能依赖行为者个人做出。阿罗告诉我们，社会总效用不是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前者不能通过对后者加总得到。（二）关于“经济人”的争论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传统经济学理论大厦得以建立，但这个基础不是稳固不变的，因为经济人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旋涡。①德国历史学派、以凡伯伦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西蒙(Simon)、加尔布雷斯等都曾从不同的角度程度不一地对“经济人”或“理性人”进行过批评。西蒙是“有限理性”的首倡者。有限理性是指经济行为人虽然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在获取、分析、处理信息，进而做出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成本过于高昂。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经典“理性人”未必具有完备的制度知识。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等的约束下，他们并不一定完全了解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②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③他认为：利他动机与行为依然符合“理性人”的自利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以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类的所有行为，“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④这就扩展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生活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人总是受到其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①有人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②Coase，RonaldH,On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4,November,1937。③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④同上，第11页。3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人收集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代理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风险。于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价格机制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主题。不对称信息的引入引起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信息经济学包括契约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等等。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弈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弈，策略对策论都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刻画了竞争条件下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弈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他们三人把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坚持而且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而理性的，而且有能力去做出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4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干预失效”的政策结论。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①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②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