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位倒霉企业家调查

50位倒霉企业家调查什么原因让他们“背时”？当格林柯尔顾雏军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之后，一家财经媒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来表达疑问――顾雏军为什么这么倒霉？按照汉语的习惯，说一个人“倒霉”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还带有些许同情，要不就干脆以“活该”来代替了。没有人就活该倒霉，也没有人注定就得倒霉。然而，当时间即将走到2005年的尽头时，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年来发生在企业家身上的“时运不济”，平添了不少悲情色彩。网易代理CEO孙德棣的生命之花，在中秋节那天凋谢了，从此与他所热爱的互联网商业世界阴阳相隔，38年的光阴好短；作为昔日“郎顾之争”的主角之一，顾雏军没能逃脱一副冰冷的手铐，是非曲直自有评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事件，我们只猜到了热闹的开头，却没有想到失败的结尾，傅成玉郁郁寡欢；百度总裁李彦宏以登陆美国股市而轻松位列百富榜前10强，然而突如其来的知识产权官司却把他卷入了一场遭遇围攻的诉讼……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背时”？在上述企业家杂乱无章的“倒霉”命运中，或许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线索。中国最庞大的数据库下载的确，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要不，来年的一声“我为什么这么倒霉”的叹息就少了几分旁观者的惋惜和同情，而多了几分嘲讽。毕竟，我们不能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倒同样的霉。在对企业家所遭遇的倒霉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家的“悲剧”有他的特定模式，存在“六大雷区”：最为危险的雷区是健康问题所引发的生命危机以及人身意外伤害，病魔、自杀、遭人暗杀等危及生命的风险属于最极端的“倒霉”，它往往是企业家一生中最后一次倒霉。经济犯罪或者其他导致法律诉讼的危机是企业家最容易踩上的“地雷”，法律风险往往是企业家经典滑铁卢事件背后的罪魁祸首，德隆的唐万新，金正的万平均属于此类。财务风险是企业家的第三大雷区，在财务问题上遭遇不测的企业家往往会连带性地触及经济犯罪或法律诉讼雷区，这两大雷区极具关联性，属于“连环雷”。资金链断裂，抽逃资金，挪用资金具有逻辑上的联系。企业家容易触及的第四大雷区被称之为企业品牌形象的公众信誉危机。据传播规律证实，“丑闻”要比其他正面事件更容易刺激传媒的神经。一个不合时宜的广告创意，一味敏感的产品原料都足以引发一场浩大的公共关系危机，给企业或企业家以致命的打击。政策风险（在此主要针对国外的政策、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壁垒）以及企业管理风险也是横在企业家面前的两大雷区，只是与前四大雷区相比，对企业家的威胁要相对小一些，国外的政策地雷不容易踩上，而公司内部的管理危机爆发起来要缓慢一些。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倒霉”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倒霉之前也会存在一些征兆。只是我们把成功看得太重，于是大胆冒进，铤而走险，甚至不择手段，“倒霉”不过是早晚的事而已。仔细观察一下我们那些在法律、财务、公关、政策上频繁“倒霉”的企业家们，他们早期的资本积累难免有原罪的痕迹，他们的资本扩张总是那么近似于疯狂，他们的管理总是略显粗放，他们在企业公共传播体系的构建上又显得那么幼稚。于是，在这样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中，企业家们要想绕过触发“倒霉”的雷区，平稳发展，难免有些悲观。但只要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在事发之前多想想“怎样才能不倒霉”，在事发之后又能多反省“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下一个“倒霉”的就不会是自己。（唐凯林传奇荣毅仁:09来源:南方周末(广州)网友评论2条辉煌落幕，成就一段不朽的人生。他的一生，上关国家巨变，下系家族荣辱，演绎着经典故事□本报记者师欣朱红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的史家胡同，多的是红门灰瓦，有一种亲切的安静。从胡同西口进入，前行百米，一面紧闭的深灰色的大门隔开了一座高墙深院。2005年10月26日之后，这道门里不时会有穿黑衣、戴白花、面色凝重的人进进出出。门外以及延伸出来的路边，到处停满了车。门内，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几乎已被各种花束、花圈、花篮所填满。长长的丝带上，尽是生者的无尽哀思。在穿军服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过花堆中仅剩的一条小道，来到灵堂。荣毅仁在墙中央和蔼而厚宽地微笑着，仍然是他熟悉的白发、微胖的脸庞。这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家，荣毅仁于10月26日逝世。这座老宅的主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完成了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从打造商业帝国的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从“文革”中的看门人到中信大厦的奠基人乃至国家副主席，在荣毅仁的身上，几个时代的印记交织错落，耐人寻味。他去世了，却又让人能清晰看见他的影子。他的家族，50多年前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依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他创办的企业，已经远远不止北京建外的那个“巧克力”大厦，“中信”两个字出现在诸多大城市的大厦、楼盘和金融机构的名称上。他最响亮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也曾亲切地被人们用“老板”称呼。他从政多年，亦从商多年。无论时事沧桑，每次命运跌宕转折之际，总见其惊人的智慧闪现。沉默、低调的最后人生1998年3月九届人大完成换届选举，荣毅仁先生轻松愉快地回到百姓的行列。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荣毅仁更加低调，仿佛一下子沉入静寂的水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荣先生多年好友，以往每次访华都会到荣家做客。荣退休后，基辛格也曾访华，却不再有基辛格登门的记录。不知出于谨慎、低调还是喜欢安静，以前的政界朋友要来拜访，荣毅仁一般都是谢绝。偶尔有老同志或旧友、下属来看望，荣毅仁的老伴杨鉴清会亲手递上一杯龙井茶，此时已不再有公务倾谈，老夫人无需回避，总是共坐闲话。据介绍，退休后，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难得也听听音乐，如遇国际或国内足球劲旅交锋，荣毅仁准会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那时，荣毅仁每天仍然看许多文件，每周至少三次到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处理公事，偶尔也会见国内外老友。今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出版荣毅仁的画册，原本8月就可以出版，一直等着让荣先生本人审阅。据说，前两个月，荣本人还一直念叨，我和周总理关系最好，希望书中能有和周总理的合影图片。如今，未能赶在他生前出版的画册，只能成为追忆和怀念。当他再次引起世人瞩目时，已是2005年的深秋。此时，他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当他的辞世引得举世关注之时，他的家人、后人和同仁却都守口如瓶。“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在国家通讯社发布的荣毅仁逝世的消息中，称他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消息，让国内很多人惊讶，外电也发出感叹，对他的新职务赋予很多联想和阐释。对于400位荣氏家族成员而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荣的侄女智美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亦具有较大政治意义。”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述指出“破天荒地起用一个非共产党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担任国家副主席，这就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其实，一切正如美国《财富》评选本世纪“世界五十知名企业家”时对他的评价：“他是振兴工业强有力的人物”，“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驻足观望。日本法制学会会长泽野裕治对中信公司青年职员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就不会改变。”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富士银行行长95岁的岩佐老先生，专门嘱咐来华访问的日本记者，务必看看荣先生，看他有没有变动。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出身、经历和兴趣，使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5年任期之内，最关注国家的经济情况。荣毅仁敢于直言，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常以谈话、书面等方式，及时向中央或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建议，还特别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定期听取他的意见。作为国家领导人，荣毅仁免不了要经常面对西方各种媒体记者，他风度甚佳，口才颇好。面对各类问题，他不仅应答自如，而且善于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家族企业兴衰以及各种详尽的数据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生动具体，令人折服。一个商业帝国的“荣老板”荣毅仁被看作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说到底离不了他“红色资本家”的身份。荣毅仁早年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屡屡见于内地乃至香港、海外诸多大厦、楼盘、金融机构牌匾上的“中信”两字，浓缩了一段最辉煌的传奇，而荣毅仁正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文革”结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79年1月，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同月17日，邓接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在别人竞相要求给资本家摘帽子的时候，荣毅仁却有着更深远的考虑。邓小平希望荣减少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点事，闯出一条新路子。这条新路最终落实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初衷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服务。荣毅仁担任这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医改的第三条道路:46来源:南方周末(广州)网友评论0条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已经引发过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当时主要是解放思想，打破坚冰，提出卫生事业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第二次是在1992年，国家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引发卫生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议题。现在是第三次讨论，其焦点是：在总资源和人均资源都很紧张的基本国情下，是走完全市场化，建立私人服务产业的道路，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走完全由政府行政控制的道路？是否还存在第三条道路？无论私人医疗服务产业，还是计划体制下的垄断医疗服务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只存在供方和需方两方之间的关系，不同点仅在于供方代表是私人还是集权。公共服务产业与私人服务产业、垄断服务产业两者具有结构性的不同，即服务供给者。私人服务市场和垄断的计划市场一样，供需关系都是一对一，而公共服务产业是二对一：两个服务供给者共同为使用者服务。一个服务提供者并不直接生产服务，有时我们也称之为服务规划者或者购买者，负责对这个产业进行规划、融资、(安)排(生)产、评估、管理、监督；另一个服务提供者直接生产服务，我们称之为服务生产者，负责保障服务的内部运作按照规程、成本、质量和数量要求进行，服务的间接生产者及提供者(规划者或购买者)与服务的直接生产者、服务的使用者一起，形成一个连续不断、首尾相接、撞击反射、相互促进的服务提供过程，我们将这样的服务机制称为公共服务机制，将这种机制下的三个主体间的关系称为公共服务产业圈。改革开放以后，国企割断了与政府相连的脐带，率先成为独立的生产者，接着民营机构大量进入，形成了市场内的经济产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仅需要市场的私人产业来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需要市场的公共服务产业来生产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卫生服务、养老、教育等。现在，公众对这些领域不满意，说到底，症结在于破除了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供给制之后，没有建立起市场体制下的公共服务产业。具体来说，政府没能承担起公共服务产业提供者的角色，规划、融资都没有做好，管理、评估、监督就更差，结果让生产者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规划者的责任。究其原因，是没有搞清市场制度与产业制度、私人服务产业与公共服务产业的差别。有人将政府机构进入市场、制定新的市场规则叫做市场化，还有甚者，将国有的卫生公共资产包租买卖的过程界定为市场化。这是将市场制度混淆于私人产权制度，而没有抓住市场的本质——双方公平交易规则。公共机构并不是不能进入市场。事实上，20世纪中后期就是政府机构进入市场和进一步规范市场的时代。创始于私人产业交易规则的市场概念，完全可以为公共服务产业所用，只要遵循这一原则：无论交易方的身份、地位和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