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课文+笔记整理

绪论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论著：（魏）曹丕《典论·论文》（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此三者为中国文论三大名著）文学总集：（梁）萧统《文选》（雅文学）、（陈）徐陵《玉台新咏》（俗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案：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反对当时那些余训勉于师傅的见解……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实现的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入、玄、史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３３大类。《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对用事（写作是引用典故）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多方面。品评与文论体系的建立：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于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故品评之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易中天讲三国时提到的汉用人制度察举制在东汉末出现了“作秀”之风）。（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之生动事例。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５０篇，包括总论５篇，文体论２０篇，创作论１９篇，批评论５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文学作品总集的编纂：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１３０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３７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１３卷的篇幅，共３３４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８首，鲍照入选１８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新的文学思潮及在此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新的文学思潮：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表现：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其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是中国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的诗体。因有别于古体诗而有近体之名。指唐代形成的格律诗体。在近体诗中，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限制。近体诗是唐代以后的主要诗体）（新体诗：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代表诗人是谢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