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治理之道

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读书会交流《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学习体会7月30日下午，在市社科院举办的读书会上，经济所助理研究员洪洁作了“公共事物治理的多中心理论”的专题发言。首先，洪洁通过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等模型对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其次，她对公共事物实行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理论”和主张对公共事物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企业理论”进行批判，指出这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最后，她指出了以奥氏夫妇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看到了市场或政府的单中心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发现了政府或市场作为单一治理力量的有限性，从而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利维坦（国家权力/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你的位置：首页信息内容《公共事务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读书笔记加入日期：2008-12-30编辑：lotus最近读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著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这本书中作者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从而在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同时也为解决公地悲剧开辟了新的路径。从这本书中，我不论是在分析问题的理论视角还是在研究分析方法上都受到了很大启发。一、不同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在研究领域，很多学科的学者彼此间都是分隔开的，他们各自专注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像生活在一个个帐篷里一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不同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可以结合成一个大背景，然后可以做研究可以交流。“我在本书中试图做的是：把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有生物学家为促进从理论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她认为生物学家同样面临着研究现在还很少被理解的复杂过程的问题，生物学家研究的是有机体，“我所选择的‘有机体’是人类的一种情形，我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说起不同学科之间是相通的，本科出身为经济学的我对此深有体会。经济学的学习不仅与数学、统计学、系统科学密切相关，更是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美学、生物学等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契合点。曾读过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等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书中下篇就着重讲述了经济学横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共分为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系统论的方法和知识、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等七个方面。下面我借鉴其中的生物学方法与知识论述来说明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是如何影响经济学发展的，并且《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借鉴的生物学的经验研究方法也是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各学科中采用生物学领域的模拟、模型和术语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就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不在经济力学。”宣称是推崇生物学模拟的。“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它论文集》（1919年）中认为，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进化论科学”，尚需从达尔文的生物学中得到启发。而在战后，阿尔奇安于1950年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自然淘汰”方法的著名应用之时。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内中包括了彭罗斯（Penrose）195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20世纪70年代晚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社会生物学”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相通现象。下面介绍几个生物学知识与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的实例。进化论是生物学中最大的统一理论，进化是物质由无序到有序、从同质到异质、从简单到复杂的有方向的复杂过程。由于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有共同之处，经济学研究可以借助于生物学的某些方法。生物系统与经济系统都包括缠结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包含连续的变化和极大的多样性，便产生了如何区分划定抽象层次和选择合适选择单位的问题，采用生物学方法也许有助于结束这个方法论上的争议。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是日趋按照被认为是构成系统的追求效用极大化的个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了。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起到了削弱以系统层次的总力量为焦点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作用。由于公认生物学和经济学有共同的复杂性问题，经济学家不会过于相信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会承认个人以上分析层次和单位的正确性。这样一来，总量宏观经济学就得到恢复自发分析层次的定位。有经济学家预言，本世纪，该学科将恢复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经济学必将发生重大重建。生物学中的有许多其他理论都是经济学可借鉴的，如动物的利他主义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设”的反驳、动物的“拟态行为”和博弈论中的学习理论、动物的社群关系和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布局等以及进化稳定战略（ESS）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无论是数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在研究经济学时都只是一种方法，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就过分重视了数学、物理学（力学）的研究，似乎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主流经济学好像迷失了自我。做研究时，理论视角和思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不通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会对自己在本领域的研究进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通常是很复杂的，许多学者为了进行研究，回避了这种复杂性，“以为所有的物质结构都可以用一组完美的形式——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等——来加以描绘的信条，长期妨碍着天文学的发展，直到约翰尼斯·开普勒打破经典思想的束缚，发现火星的轨道是椭圆时才结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书中提到：戈德温和萨帕德曾经指出，“政策科学家们未认真考虑现实世界中的变量和理论模型是否一致的情况下使用公地困境模型，实际上是做着强行把正方形、三角形和椭圆形都裁剪成一个圆形相同的事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个人在分析和理解复杂问题环境的结构上所具有的能力是类似的和有限的，科学家的责任就是确定什么问题是人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以及什么因素帮助或阻碍着他们的努力。当面对的问题与高度的复杂性和交易中的各种困难还有缺乏预测能力、信息和信任有关时，必须努力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公开作说明，而不是回避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做研究就要理解很复杂的问题和很复杂的系统，还有系统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些变量是简单的线性增加的，并且有时候会回避考虑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书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均衡是否可能，一种均衡是否改进了相关者（或是对那些受这些人影响的人）的状况，都将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结构。而作为一种制度结构，有多种特定的选择，有这些选择的排列顺序，还有获取的信息，选择性激励等等，都会对制度结构及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再加上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制度结构的影响，整个的分析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种复杂性，要接受它。看很多期刊的论文，总觉得空而无物，也没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或是可行的解决方案。总有这样的措辞“加强政府监管，……”“加强制度建设，建设……”等等，感觉这样的文章好像对解决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的“主张中央管制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中央机构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组织，它应该拥有何种权威，应该如何维持对这种权威的限制，它将如何获得信息，它的代理人如何选择，怎么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以及怎么对他们的工作加以监督、奖励或制裁。”如果不注重制度细节，以隐喻作为政策基础的话，只是提出了一种“无制度”的制度，并且“基于隐喻的政策可能是有害的”。“那些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各种实际场景也被忠实地认定是固定不变的，除非外部当局对他们做出了改变。”奥斯特罗姆认为她宁愿致力于提高当事人改变博弈中约束规则的能力，进而使博弈的结局不同于囚犯困境中那冷酷的悲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本书中所作的研究是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研究，她将其概括为“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1）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要分析这个问题从过程和方法都是十分复杂的，面临着很多难题，但是作者并未回避这些难题，而是选择接受它们，并且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来解释、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在理论分析时首先界定本研究中所指的公共池塘资源，分析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境中的个人行为，认为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有四个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并指出，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最可能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环境变量的组合以及这些环境变量是如何发生的。”然后考察在公共池塘资源中人们面临的一般问题：如何通过组织避免独立行动的不利后果。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公共池塘资源问题解释为囚犯困境，因为与囚犯不同，大多数公共池塘资源占有者的独立行动不是被强制的。根据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这个一般问题是由外部代理人解决的，但是这尚不能解释一群委托人（一个社群的公民）如何才能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制度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这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在研究框架的设计中，奥斯特罗姆指出，探讨集体行动的常常假设囚犯困境博弈始终是基本的结构，并且一个层次的分析已足够，而本研究所遵循的假设是：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在这些方面，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犯困境博弈结构，虽然囚犯困境的博弈结构是可能存在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保证合作的博弈结构等，都是现实可能存在的结构。在分析层次方面，奥斯特罗姆认为，目前大多数对公共池塘资源及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单一层次（操作层次），在操作层次，人们假定博弈规则和自然的、技术的约束是既定的，在分析的时间框架内是不会改变的：在操作情形中的个人行为直接自然世界。可是制度变迁的分析比在一套固定的制度中分析操作决策要更为困难，影响操作选择的规则是在一套集体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而后者本身又是在一套宪法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一个微观场景中的操作选择规则受更大范围内的集体选择和宪法选择的规则影响，而具有自主组织能力要同时涉及操作的、集体的、宪法的选择领域。本研究讨论的案例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确实涉及了不同的领域，因此应该放弃进行单一层次分析的框架性假设。在分析的各个层次上，可能有一个或是多个的论坛，每一层次上的决策类型均会在这些论坛中发生。占用者使用的操作规则可以有多种渊源，可以包括实际上的和法理上的规则，这一事实使得理解特定地方的行为与结果和改进结果的问题大大复杂化。缺乏国家的、正式的规制公共池塘资源占用与提供的法律与缺乏有效的规则并不是等同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当地占用者也许已经建立了限制进入和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规则，这些规则或许能也或许不能引导占用者有效、公正管理他们的，但是这些规则将影响占用者认为可以采用的策略及其所导致的后果。通过把非正式的规则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就进一步开拓了制度分析的视野。三、并不存在万能灵药所谓的万能灵药，就是这种药什么病都能治。如果真的存在万能灵药，我们就不再需要医生，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做手术，只要有这种万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