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标准的变迁

内容提要：党员标准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员标准的确立直接决定着党员的结构和素质，进而决定着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大多数时候能够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确定党员标准，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但是也曾陷入“唯成分论”的窠臼而给党的组织建设带来严重损害。90年党员标准的历史变迁中，既有经验，亦有教训。本文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员标准的变迁历程，按历史脉络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经验教训。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变迁启示共产党员标准指的是发展党员的衡量标准和规范党员行为的根本尺度，也是对共产党员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要求。它包括入党资格、基本条件、党员义务和党员权利等内容。正因为“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总结。建党90年来，有关入党条件的具体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这既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也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党员队伍的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紧密相联。本文试图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关于党员标准的历史变迁进程，总结其基本经验，从而更好地建设党员标准，保持党的先进性。一、大革命时期：以“发展党员不唯成分”为指导思想，吸收所有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全部是知识分子，当时全国57名党员当中的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党的性质，因为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经过一年的发展，到党的二大召开时，党的力量仍然非常弱小，党员人数只有195人；党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只局限在为数很少的社会团体组织中；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也不很广泛，党员的社会成分也很单一，知识分子党员居多。因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建设现阶段的目标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此当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尤其是要到工人中去，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不断在社会各个阶层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二大后，党加快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信》中指出“目前党员数量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强调“不急于谋求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进而还提出了各地发展党员的计划指标。在关于吸收什么人入党方面，并没有提出党员的社会成分问题，只是强调把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作为入党的重要条件。在注意发展工人党员、壮大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的三大和四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则明确规定，可以吸收非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入党，则是对不同社会成分的党员在入党手续和候补期上作了一些区别对待。在“发展党员不唯成分”的党的建设总体思路指导下，“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广泛吸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中的革命分子，很快就壮大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历史证明，当时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在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到了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这样，中国共产党从一大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人的小党，不到几年时间就发展成拥有几万党员、且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党。根据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统计，从1921年7月到1927年4月止，各个历史时段党员人数如下表所示：1921年7月57人1922年7月195人1923年6月420人1925年1月994人1925年9月3164人1926年2月8000人1926年4月11000人1926年7月18526人1927年5月57967人从表中不难看出，党的组织力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党的纲领及其组织路线的正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运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人民解放；全体共产党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不计个人得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共产党正是靠艰苦努力的实干精神和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才最终打拼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二、大革命失败后到瓦窑堡会议前：发展党员的“唯成分论”倾向盛行，党员队伍受到重创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提出了党员的社会成分问题，强调党员成分的工农化，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此后，党内出现了“唯成分论”倾向，并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称：“党的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1927年11月，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指导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最近组织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认为：党组织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党的领导成分“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从中不难推理，党已把党员的工农成分少、领导机关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看成是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组织根源。基于这样的认识，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当前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因此，在入党条件上倡导“唯成分论”，片面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1928年7月党的六大虽然注意到了要“克服工学界限”，不能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但在组织问题上仍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并把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在入党条件上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六大还提出要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应该承认六大的这一提法，也有它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当时党员的工人比例实在是太少，六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恢复到了四万多人，其中农民占了76%，而工人只占10%且多为失业的或小企业的工人。有人据此推出，认为从党员成分上来说，党已失去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共产国际更是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要成分应是工人，而中国共产党不符合这一模式，创建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后来又多数是农民，如果现在让党远离城市产业工人，就会失去无产阶级基础，而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应该说，共产国际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由于党员的工人成分比例过低而有可能丧失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担心是真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状况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中心城市建立了牢固的统治，根本不允许党在城市立足，党只能被迫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对此，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仅是党员的成分，根本上还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导。然而，当时的中央仍然是左倾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发展党员“唯成分”的倾向不断加剧。“立三”路线统治全党时期，要求“在征收党员的问题上，根本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征收大产业的工人”。1931年3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和1931年5月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都要求把发展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业中去，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为此，不惜降低党员发展条件，搞大规模的“突击入党”。1932年9月，中央要求全党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中“三倍扩大党的组织”。与此同时，王明等人认为在革命队伍内部一切从异已阶级出身的分子都是不可靠的，把一大批经过革命锻炼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排挤出领导岗位，还发动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使大批优秀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惨遭杀害，最后，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接连失败，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不得不长征。由此可见，这种“唯成分论”的党员发展思想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三、从瓦窑堡会议到新中国成立：打破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重视吸收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有必要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根据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党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批评。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瓦窑堡会议克服了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把发展党员的政治标准摆到主要位置上。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制定与实行，党的影响与威信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与提高，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也给党的发展提供极其有利的条件。为此，1938年3月，中央作出了专门发展党员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决议发出后，大批革命分子入党；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情况。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字，便进行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导致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同时，对大批新党员也急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因此，中央又于1939年8月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经过审查和整顿，纯洁了党员队伍，大大巩固了党的组织，增加了党的战斗力。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走进革命队伍。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给予了关注。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出：“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拆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因此，今后应该注意：一切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党明确规定了吸收知识分子的措施，大量提拔和任用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使我们党员干部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比重增加。据陈云统计，到1940年下半年，党政方面的中下级干部中提拔的新干部比例占总数的85%，而新干部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军队中的情况也基本相似。为克服“唯成分论”的思想在今后发展党员工作中的影响，党的七大从理论上回答了党员出身与政党性质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此作了经典性的论述